『满鲜日报』刊登「诗现实同人」与同人活动的文学史意义
金真憘（韩国 梨花女子大学）
解放后,主导现代主义的超现实主义诗人金庆林，于1940年赴日留学,后来成为了《VOU》杂志同人。 但在1940年3月,日本的现代主义者因涉嫌违反《治安维护法》而被捕，而9月份则以思想犯的身份接受了特别调查。 身处前卫艺术先锋的现代主义者转而提出了“国际路线上的国家道路”，主张以日本民族和乡土要素为基础,彻底地摒弃了现代主义。1943年,金庆林回到朝鲜，用日语写现代主义”诗歌。但1942年11月，国民总动员朝鲜联盟推广国民诗歌，重视韵律与朗诵，忽视诗歌反映的心理与感受，对现代主义进行清算，破坏了日本语言的魅力，金庆林也无法用日语写诗。诗现实同人明确地意识到政治主题，并把它与现实和超现实并置，从而形成诗的形象，以此来委婉地表达主题。诗现实同人们从地域性和政治性上继承与发展了1930年代在文学史上流传至今的超现实主义诗学。
李陆史的1932年中国行与时代认识
朴丽花（盐城师范学院）
朴丽花老师关注李陆史1932年的中国之行，探讨此行与李陆史的时代认识的关联。1932年,李陆史在中国主要城市奉天、天津、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考察。他的目的地都与他的时代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李陆史的中国行出于对中国的关心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态度的关注。
李陆史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也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国民党应当解决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地区的问题，批判了国民党消极的态度。但是李陆史对于“伪满洲国”的认识在1941年以后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的统治进入了所谓的“稳定期”,也就是承认“伪满洲国”是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地区。因此,他深切体会到中朝人民联合的重要性,试图实现中朝联手。实际行动就是《胡同内》的翻译工作。
80年代朝鲜族历史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海外移民身份认同的形成
——以金学铁为例
李爱花（荷兰 莱顿大学）
海外移民的身份认同感在离散共同体内部和外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下持续发生变化。但是,几乎没有一项研究表明身份认同的变动会带来什么。那么海外移民的身份认同性是如何律动的? 形成海外移民身份认同感的力量是内在的还是外部的? 其变化的机制是什么? 律动的核心是什么?
为解决上述问题，李爱花老师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朝鲜族的历史和文学学者们，研究朝鲜族知识分子如何形成朝鲜族身份认同感的问题。历史学者们深入研究了在殖民地时期的抗日斗争中朝鲜人民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学术作品出版了许多关于这类专题的学术著作。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对金学铁的作品格外关注,尤其是对他的反日小说的关注度骤增。李爱花老师主张通过历史和文学谈论等方法认识海外移民的身份认同感。
1919年，沈熏参加3·1运动被捕入狱，出狱后前往中国留学。目前对于沈熏中国之行的时间推定有1919年冬和1920年冬两种说法，所以沈熏中国之行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考证。河教授推测，沈熏中国之行的目的不是他所说的学习戏剧文学，而是隐藏了其政治目的，他取消日本留学的计划前往中国和他在京期间与李会荣、申采浩的密切交往也印证了这一点。
沈熏的中国之行始于北京，先后经上海、南京，最后定居杭州。在西方近代文明和帝国主义双重作用下的上海，沈熏创作了《上海的夜》。或许是从北京、上海一路走来的失望和挫折，让沈熏选择了杭州。关于“第二故乡”杭州，沈熏创作了包括《杭州游记》14篇在内的18首诗，其中《杭州游记》联作采用先景后情的传统诗歌形式，书写了梦想革命的青年内心的矛盾和回忆。
沈熏在中国的活动对其归国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30年发表的《东方的爱人》就是以二十年代上海的共产主义独立运动组织为原型而创作的。因此河相一教授认为研究沈熏中国之行对于理解沈熏文学有着重要意义。
万花筒中的中国
——以日本帝国主义时期韩国知识分子的中国纪行为中心
邓倩（中国海洋大学）
20世纪30年代，具有中国体验的韩国知识分子们在他们的纪行文中展示了多样性的‘中国’形象,邓倩老师以此为基础探索韩国知识分子们的内心世界。 游记是以旅行体验为基础写的文章。旅行是以工作或游览为目的，摆脱熟悉的环境,寻找陌生风景的旅程,也是在这陌生的风景中再次确认自己位置的过程。邓倩老师分别从以下三点浅谈了当时韩国知识分子们眼中的中国，李光洙的北京回忆:散发着文化气息的‘古都’、申彦俊的上海采访:世界性的都市人及金璟载的中国经历:‘希望’和‘商女’。李、申、金根据各自的身份、目的、政治理念,各抒己见。邓倩老师在论文中,从文学人、传媒人士、政治人物三个主体入手，逐一揭开中国的形象,展开讨论。
东亚古典和文明交流
智慧和实践的产物：《热河日记》
——燕岩朴趾源的明·清认识
金血祚（韩国 岭南大学）
朴趾源是在1780年和他的堂兄一起去中国清朝访问的，从那次中国体验以后，他在归国之后的大概3年时间之内，完成了燕行录的初稿《热河日记》，《热河日记》记录的都是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但却又不是纯粹的一本旅行游记。因为这本书超越了对个人旅游经验的总结，而是朴趾源对于那时中国现实状况的一种报告，一种反省和深思。虽然旅行的时间只有4个月，可想而知仅凭这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本庞大著作的。没有之前对中国现实的详细把握，是做不到这一步的。金血祚教授通过他的记录，发现他先前阅读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史实的记录书籍，《热河日记》是他用4个月的旅行经验证实自己之前所获取情报的准确性。在4个月的期间内，他不只是停留在观光的层面，还积极与中国文人进行沟通交流，包括李在诚等文人都是他访问的对象。为了解除中国文人对采访的紧张感，他采用诙谐幽默的语气，真诚地与文人们交流。
译官卞元圭的文化活动和作品世界
金红梅（华南师范大学）
卞元圭是朝鲜后期有名的译官。对他的研究侧重于政治业绩、生涯、交游等方面，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朝鲜后期译官的实际形象及政治表现。而自朝鲜中期，译官凭借出众的文学才能颇受瞩目，他们的文学才能和文化素养在外交舞台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卞元圭同朝鲜后期的士大夫和译官们广泛交游，通过创作汉诗等形式展开文学交流。金红梅以卞元圭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出发点，考察卞元圭作为文人的文化活动和作品世界。对于译官卞元圭的文化活动及作品的考察可以成为揭开朝鲜后期文学史的真正面纱的有效途径。而且卞元圭至少10次前来中国，与中国文人也展开了文化交流，在购入中国书籍和书信转达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促进了朝鲜后期书籍的流通和韩中文化交流。金红梅研究了卞元圭的文化活动及其为书籍流通、文化交流所做贡献，同时考察其文学作品世界。
从《乘槎录》看19世纪初岭南文人对中国的认识和实践论
戴琳剑（韩国 高丽大学）
戴琳剑博士以漂流记《乘槎录》为中心，将崔斗灿的中国认识及《乘槎录》异本的变形及其意义联系岭南文人的朱子学特征进行了考察。崔斗灿是漂流至中国江南地区的朝鲜岭南文人。他的中国体验并非奉命出行搜集清朝信息，而是身为文人内化朱子学价值观的过程，相比政治论而言，更加具有强调修身的实践论的性质。这种特征在崔斗灿对于中国的双重认识、小中华意识的表露、江南空间的实践中都有所体现。
崔斗灿在经历危险的漂流与未知的中国体验时，展现了内面的自我反省与道学实践的姿态。此外，崔斗灿虽然与江南文人进行了许多交友，但大多都是对方主动提出邀请。并且在回国以后，崔斗灿也未将《乘槎录》与人传阅，而是自己收藏回味。崔斗灿的这种中国认识和他对儒教教理的自我实践和本分意识密不可分。他的中国认识相比强硬的排他性斥邪论，是通过稳健圆和的实践论来内化儒教教理，这正是19世纪初岭南儒学中他者认识的特征。
中国江南体验文学管窥
——从孤云崔致远到沧江金泽荣
俞成云（南京师范大学）
我国的江南俊彦云集，文化发达，景色宜人，物质丰衍，一直是韩国文化名人们梦萦缭绕的相思之地。从统一新罗的崔致远起到大韩帝国时期的金泽荣为止，韩国无数的文化名人们在此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的中国江南体验分为直接式体验和间接式体验。主要以留学出仕、求法巡礼、拜谒游历、出使交游、禁锢流放、漂流登岸、卧游江南和亡命忧国等八种形式来实现，他们把这些江南的特殊经历转化为文学精神层面上的升华。韩国文化名人的中国江南体验文学创作以诗歌、日记和散文为主，表达了文化自信、文化憧憬、思乡念远、外交事大等深刻主题。俞成云指出，中国江南体验文学与朝鲜王朝时期卷帙浩繁的“燕行录”一样，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韩国域外文学艺术的宝库。
李德懋与朴齐家燕行记录中体现的中国认识比较研究
——以《入燕记》和《北学议》的比较为例
任明杰（中国海洋大学）
18世纪以朴趾源为首形成的燕岩团体也是朝鲜利用厚生学派，或者说是北学派的中心。李德懋和朴齐家同为核心成员，二人平日交情颇深，并于1778年共同随使行团来访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就两人各自留下的燕行记录《入燕记》和《北学议》而言，其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李德懋由于庶出身份和性格原因，尚未完全脱离原来的传统崇明排清思想，他的记录中自然也对清朝文化的接纳吸收表现出更为保守的倾向。结合当时朝鲜的知识分子由于毕生所学文明的丧失所受的冲击，这种心理反而正是对于这种苦痛、烦闷和彷徨现实的理性和客观态度的体现。朴齐家则与李德懋不同，他在燕行之前就确立了利用厚生的目标，致力于吸收清朝的先进文物技术来改变朝鲜本国的落后现实。因此他对于清朝的先进文物技术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并作了详细的记录。任明杰教授以李德懋的《入燕记》和朴齐家的《北学议》中所体现的不同的中国认识为中心，揭示了北学派的思想主张及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在朝鲜的接受模式和意义
郑佑峰（韩国 高丽大学）
朝鲜王朝时期，《孔雀东南飞》通过多种文学体裁被朝鲜文人接受、再解释。同时被翻译成韩文版，受到女性读者的青睐，以叙事汉诗的形式被援引。此外也曾被改编为小说作品，也一度成为注重作品结构的批评书的批评对象。
《孔雀东南飞》被翻译为韩文版流通一事引人注目，它是以姑嫂间的纠葛为主线的作品，所以受到朝鲜王朝时期女性读者的喜爱。而且金万重的《端川节妇诗》、崔成大的《山有花歌》、金鑢的《古诗为张远卿处沈氏作》、丁若镛的《道康瞽家妇词》等讲述女性身份桎梏和爱情纠葛的朝鲜后期代表性叙事汉诗，都是援引《孔雀东南飞》而创作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雀东南飞》对朝鲜后期叙事汉诗发展的影响之深。
《孔雀东南飞》也曾被改编为小说，代表作品有《兰蕉再世奇缘录》和《三韩拾遗》。《兰蕉再世奇缘录》讲述的是男女主人公还生的故事，引用了《孔雀东南飞》中的登场人物。此外，进入朝鲜后期，评点批评发展迅速，以《孔雀东南飞》为唯一对象的单一批评书出现，代表作有南啓宇的《古诗批评》和柳僖的《孔雀东南飞行批解》。
演义小说的朝鲜接受和历史的真实
——以《列国志》为中心
朴京南（韩国 高丽大学）
朴京南教授在本论文中考察了演义小说《列国志》在朝鲜的接受和读者的反应，进而分析与现代的“faction”相似的东亚传统叙事题材“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与享受，以及相关的“历史的真实”问题。
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得知，对于《列国志》和《三国志》等演义小说，朝鲜的反应大致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这是扰乱正史的乱世荒唐之书的否定反应；二是赞同历史演义的目标—“历史大众化”和“历史的再诠释”，承认其存在的价值。Faction或是历史演义中加入了作者的解释与想象，创作了新的历史，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的人们都对于历史进行讨论，最终使得更多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共鸣或者期望的历史。从这点来看，历史演义小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超越国境的恋情与好色小考
——以通俗小说为例
高永爤（韩国 全北大学）
正如“爱情没有国界”所言，在17-18世纪的韩国与日本的作品中偶尔可见描写国际结婚的片段。 而江户时代（1603-1868）时期所创作的通俗小说中，虽不见国际通婚的内容，但也有描写跨越国境的恋情与好色的作品。高永爤教授是以对江户时代创作的通俗小说中所描述的“超越国境的恋情与好色”分析为入口，理解其中体现的当时日本对外国的认识的某一方面。西尺一风在《新五色卷》中描写了日本人与朝鲜人，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爱情故事，通过这两个故事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人与外国人（尤其指的是朝鲜人）之间的价值取向与认识实际上区别不大的内容是作家想要达到的叙事效果。另外，平贺源内也以跨国爱情与好色为素材，创作了《风流志道轩云》。在作品中，尽管可以看出其他国家的生活与欲望与日本的没有多大区别，但作者最终强调的是日本作为文化强国的优越地位。
通过高丽对宋朝贡外交进行的文物交流与宋商往来
——以光宗到显宗时期（960-1031）为中心
李镇汉（韩国 高丽大学）
高丽的建立者太祖认为东北亚的军事强者契丹十分野蛮，因此有意疏远，并留下与相当于中华的中原五大国家保持外交的遗训。之后在契丹和宋对峙进行军事竞争的国际局势下，高丽也认为与宋进行朝贡外交从经济文化方面对于自身更有利。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成宗时期疏忽国家安保，只追求国家利益而对宋进行盲目外交而导致陷入灭亡危机的教训。穆宗与显宗因此致力于与契丹的外交，将和宋的朝贡外交中获得的先进文物中的一部分通过宋商补充。但是这种程度对于高丽的文化发展来说远远不够，因此即便在契丹的压力和监视下，也在为和宋的外交的促成做出努力。
这种宋商往来很大程度影响了高丽与契丹和宋的对中国外交的进行。如果说这一时期高丽感受过契丹的战争威胁，并获得了最高文化产物的对宋外交是积极的文物交流方式，那么与外交无关，只引入普通文物的宋商往来便可以理解为消极的交流方式。
从《八子百选策》看朴齐家的古文指向和文学观
朴香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781年5月郑祖实行了积极的文化政策并亲自选定了百余篇的唐宋八大家诗词，并制作成了文采集《御定八子百选》，并把监印交给了成大中和朴齐家。《八子百选策》就是朴齐家对于郑祖的提问进行回答的一本答疑册，这本书反映了朴齐家的文学观和他对古文的志向， 从他的书评中可以看出他对古文的造诣：1.对质朴和超然精神的追逐，通过他对《段太尉逸事状》，《张中丞传后叙》，《送穷文》，《乞巧文》，《秋声赋》和《赤壁赋》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乐观和豁达的人生观，比起对人生进行批判和抒发不满的文章，他更喜欢传达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文章；2.诗以万物托兴，朴齐家生性非常感性，他认为人的感情应该通过诗来进行抒发而且一部作品的好坏不应通过诗人的文采来判断，而是应该去看它所反映的主题和艺术价值；3.文以明道：朴齐家认为除了作品的文学性，主题的教育意义和哲学意义也是应该被得到重视的。
朴泳教的《海东尔雅》
——融会贯通传统知识体系和西洋知识体系的尝试
金龙泰（韩国 成均馆大学）
《海东尔雅》这部名字特殊的古书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至今尚未在学界公开。金龙泰教授从这部书的作者、形式体制、内容特征以及性格意义四方面进行了研究。《海东尔雅》的作者朴泳教受北村诗社前辈影响继承了18世纪北学派的思想，成长为开化派，但在他创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海东尔雅”这一标题反映了传统观念，但第二册和第六册的标题“全球动植汇”反映了西洋知识体系。全书共15卷，在此之前不曾出现过以鸟兽草木为对象的如此庞大的类书。该书引用书目多达240多种。至于该书为何使用汉语而非韩语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作者十分关注物名的正确性，且在著书过程中多结合自己观察见闻以及中日多方文献。虽然《海东尔雅》是未完成的计划，但是计划本身值得高度评价，并且有必要尝试继续完成《全球动植汇》。
朱熹对朝鲜文人关于陆游认识的影响
田娟（中国海洋大学）
田娟博士首先考察了朝鲜文人对陆游的晚节的认识。在《宋史》中提到，陆游曾给朱熹的政敌韩侂胄写过《南园记》和《阅古泉记》，对此，朱熹说过陆游可能无法保全晚节的话。许多朝鲜文人就以此为依据断章取义的评价陆游是一个晚节不保的人，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对陆游的看法是相同的。尽管如此，朝鲜对陆游的评价也有与中国相区别的地方，这种区别尤其体现在把朱熹的话解读为对陆游的批判上，朝鲜文人认为在朱熹看来，陆游是以个人的荣华富贵为目的而给韩侂胄写文章，而这种说法也被当成是一个典故代代流传。与之相比，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多元化的。原因在于与中国相比，朱子学在朝鲜的统治地位更加根深蒂固。另外，分析了朱熹在朝鲜对陆游的诗接受方面的影响。从在不同时期，朝鲜对陆游的诗的看法的变化来看，朱熹始终作为原因之一产生影响。
东亚区域移民和日常空间
关于朝鲜华侨的善堂、民间信仰、秘密团体研究
——以居善堂和义善堂为中心
李正熙（音译）（韩国 仁川大学）
在韩国有两处汉人寺庙，分别是首尔的居善堂和仁川的义善堂，这两处寺庙刚开始都是为了帮助在海外的中国人回到祖国。汉人慈善组织最早建立在明末清初，是敬奉上帝的，名字叫做“小神龛”（1893），居善堂建立在1901年左右，在1907年完全被建成了寺庙的规模，后续义善堂在1928年建立。这两座寺庙不只是担任一个救济中国人的组织角色，还敬奉着各种中国的神明，包括关羽、妈祖、子孙娘娘、胡三太爷等，子孙娘娘和胡三太爷还被在韩的中国人敬奉在山东和湖北两个省市，居善堂敬奉的神明数比义善堂多18个。一开始，居善堂和义善堂是中国民间宗教“在理教”（1967年成立）的分会，宗教的信条是一切饮酒和吸食鸦片的行为都要严格禁止。直到现在居善堂和义善堂依然存在，居善堂人文学会用租赁建筑得来的费用向华侨学校的学生们提供奖学金，义善堂终止了以前的祭祀活动目前只给华侨们提供单独的个人参拜空间。
从光复后在满朝鲜人的移动看东满地区的特殊性与历史地位
高承龙（延边大学）
东满地区的朝鲜族人中既有19世纪为躲避饥饿举家迁至中国，定居在东满地区的移民；又有1910年韩日合并之后心怀作为亡国奴的悲愤，为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在东满地区建立独立运动基地而来的独立运动家；也有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受日帝欺瞒手段蒙骗迁移而来的开拓民。迁徙的交通手段和路线也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如此反复的移动中大部分是非自愿、强制性的移动，且给当时的移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与伤痛，特别是9.18事变和光复后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大移动。高承龙教授以光复初期中国东北地区大都市及周边农村中散居的朝鲜人的朝鲜半岛归还为研究主题，阐明向朝鲜半岛归还过程中为何东满地区成为他们的理想居住地，考察了光复后东北地区的情势和社会状况、光复后朝鲜人的处境极其选择、光复后东北地区大都市的朝鲜人在朝鲜半岛归还过程中怎样将东满地区选择为定居之所以及光复后东满地区的民族构成、特殊性和历史地位。
关于在日韩侨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
宋锡源（韩国 庆熙大学）
老龄化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在各国政治社会中,“一代人”成为了主要的政治、社会争论的焦点。对于在外韩国人直面的“老龄社会”问题，宋锡源教授聚焦于日本社会背景进行了研究。针对在外韩国人学会等活动，以多种多样的主题进行了研究。这样的研究前提下,韩国人的故事才更加完整。而作为韩国人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外韩国人的研究中“祖国”的主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就海外韩国人研究当中,关注其祖国定向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完全符合韩国的趋向,因此需要将他们作为自然人（特殊群体），来研究其日常生活。 虽然对居住国家的政治力量活动、社区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报告,但以这些资料作为素材来研究海外韩国人的日常生活是缺乏可行性的。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将以“一代人”的身份探讨在当地日常生活中暴露出来的在外韩国人们的生活。
在日中国人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李华（延边大学）
现在在日本居住的华侨、华人及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数大约有87万，他们可以统称为在日中国人。尽管有着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然而对在日中国人的相关研究却相当稀少，对他们的日本移住也缺乏体系性的概括和整理。李华教授对在日中国人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变化进行了一个全面细致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在日中国人对华侨团体和唐人街、归华和保留国籍、华侨学校和子女教育、通婚和保留文化整体性等问题的选择上，来分析他们的生存战略，以此为了解在日中国人的现状提供必要的和基础性的依据。
朝鲜的人口流动及其特征
郑英喆（韩国 西江大学）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下进行的1993年和2008年朝鲜人口统计结果是具有可信度的资料。郑英喆教授根据这期间的资料对朝鲜的人口流动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朝鲜人口流动数约占总人口的1%。朝鲜为防止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实施了维持农村人口数的政策。在这1%的人口流动数中，与其他多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不同，约有43%的人口是从城市向城市的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主要为平壤，平壤南道和江原道。向平壤和平壤南道的流动是由于社会经济的有利条件，向江原道的人口流动则是由于以金刚山旅游观光为中心的特区开发。此外，朝鲜人口流动的一个特征是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的人口约有30万名。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但可以推断为是受市场贸易影响而出现的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朝鲜金正恩体制的上台，搞活经济、经济改革等措施出台，随之人口流动也将变得更加频繁。
从脱北者的脱南现象来看其不适应问题
——以韩国居民对脱北者适应问题的政治认识为中心
金钟元（音译）（韩国 西江大学）
金钟元教授从脱北者在取得韩国国籍后再次脱南的现象出发，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
一直以来，韩国政府对脱北者实施定居、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惠民政策，“脱北者保护及定居支援法”自1997年制定以来为提高惠民效果经过21次修正，脱北者对韩国政府支援政策的满足度也高达85%。显然，脱北者再次脱南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政府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
研究发现，是脱北者与韩国居民间的关系和韩国居民对脱北者的政治认识影响了脱北者的在韩定居。首先，脱北者和韩国居民间的亲近感存在温差，调查显示韩国居民对脱北者的亲近感明显低于脱北者对韩国居民的亲近感。这一现象与韩国居民对朝鲜社会的是认知程度低密不可分，因此让韩国居民接触朝鲜，提高对朝鲜的认知水平对提升对脱北者的亲近感有着积极的作用。
改善脱北者脱南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政府和民间团体的保护和支援，而在于韩国居民积极认识朝鲜，改善与脱北者的关系。2018年修订的统一教育支援法将于九月推行，第三次南北首脑会谈也为改善南北关系和打破韩国居民、脱北者间的界限做出贡献。
首尔西南部地区朝鲜族聚居地:
以居民权为中心
朴佑（韩国 汉城大学）
从居民权的角度出发, 朝鲜族聚居地的地域背景、人口规模、韩国入境时的居民权地位、韩国国内居民权地位的变化、居住时间、家庭成员构成、朝鲜族之间的雇佣-被雇佣关系等皆是对首尔西南部地区朝鲜族集聚居地进行全面分析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得出，首尔西南部地区的朝鲜族聚居地是由韩国本国国民、拥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国民、侨胞和产业人力等朝鲜族构建形成的“聚居地劳动市场”。在韩朝鲜族在制度框架内不断试图提高自己的居民权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朝鲜族以各种各样的公民权利,编入了韩国第二次劳动市场。聚居地内，朝鲜族个人的居民权地位与个人的居住形态、家庭成员构成、经济活动等实际社会经济行为相结合的情况下，朝鲜族个人的社会经济关系,可以说，是作为韩国国家-居民(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性格典范之一。
中国青岛韩人聚集地的形成及变化现象研究
李翔宇（中国海洋大学）
李翔宇老师以对中国青岛韩国人聚集地的形成与变化现象的研究为目的，尤其关注韩国人聚集地在地理空间上的特征。在行政区域上，朝鲜人聚集地分别分布于青岛市的城阳区、李沧区和市南区，这种分布特点与三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基础设施建设等地理上的特征有关。由于中小企业与制造业的比重较大，再加上青岛的韩国移民大多是个体经营业者与驻派人员，这对青岛的韩国人与韩民族的社会稳定性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当经营环境恶化时，韩国移民者群体会受到很大冲击，但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明显。另外，尽管韩国人与中国朝鲜族共享民族上的身份认同感与情绪上的纽带感，但青岛的韩国人群体与朝鲜族群体的交流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经济交流上，也发生在日常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