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韩国认识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王元周 教授
当我们讨论近代中国人的对外认识问题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外认识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简单来说，对外认识既是一个我们了解外国的问题。但是又不这么简单，因为：第一，认识往往情感相联，对某个国家认识会受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态度影响，很难说完全是科学研究的结论。而决定我们态度的因素也很多，除了个人特殊的因素外，普遍的历史记忆，现实的意识形态，以及现实的利害关系等都会起作用。从这个层次来说，对外认识的问题是一个反映国民心态的问题，第二，对他者的认识与自我认同性有关，所以有时为了建构自我认同性的需要，也会有选择地认识他者。从这个层次来说，对外认识问题又是一个思想层次的问题。第三，对外认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从这个层次来说，对外认识问题又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本文也正是从这些角度出发，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认识的。
一
我们要讨论近代中国人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的认识，必须首先明了中国人认识周边国家的立场和理论框架。
要说明中国人认识外国的立场，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而且一直是一个大国、强国，起到中心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历史特点。从总的历史过程来说，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是东亚传统世界秩序的基础。而到了近代，中国成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又是近代以后东亚地域秩序的一个重要现实。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又开始成为大而强的国家。这样东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又不能不有所变化。相应的，中国人的对外认识自然也受中国这种地位变化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中国的一切都是先进。大家知道中国过去有华夷之辨，中国是华夏，而其他地方的人属于夷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其他民族也有，但是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影响深远，并能让周边其他国家的人也能接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中国确实拥有先进的文化。我们可以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当时朝鲜人的认识。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提到，朝鲜人总爱向到过中国的人打听中国景物哪一处最壮观，各人提到的有辽东千里大野、山海关、卢沟桥、东岳庙等，而朴趾源则说，“瓦砾、粪壤都是壮观，不必城池宫室楼台市铺寺观牧畜，原野之旷漠，烟树之奇幻，然后为壮观也。”我们知道这时候 朝鲜是一个小中华意识高度膨胀，视清为夷狄而加以排斥的时期，但是因为不能真正创造比中国更发达的文化，所以仍有朴趾源等北学派的产生。
到了近代，中国受到坚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但是从时段的历史来看，虽然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人总的态度还是最初魏源提出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信心并没有完全丧失。对于周边国家，中国也一直想维护宗藩体制，直到1895年才最后结束。即使这样，中国人也始终不愿意接受日本为东亚的盟主。在对待日本人提倡的三国连带论、亚细亚主义等主张上，中国人态度与韩国人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朝鲜人中有不少人愿意接受以日本为盟主的东洋主义，中国人中则少有人愿意接受。
虽然近代中国衰弱了，然而一般中国人的心态还是与其他同样处境的小国、弱国有所不同。中国人总是认为是中国衰落才导致周边国家沦为西方列强或日本的殖民地的，所以一旦中国强大起来，我们要援助这些民族获得独立。不仅一般人会这么想，政治家也会这么想，甚至也是这么做的。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想？也许有传统天下观的影响。华夷之辨不仅仅是强调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也强调大一统，天下一家。如何实现一统，那就是夷狄进于华夏，在秦汉以后发展出宗藩体制，一直维持到近代。在宗藩体制结束之后，对宗藩体制的历史记忆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的认识。当时中国人见到朝鲜人，总是称中国人有援助韩国独立的义务，听到韩国人将中国比着老大哥，韩国为小兄弟，韩国问题要在中国问题之下求解决的话，就感动万分。所以“至今我们每会着朝鲜朋友一回，即感觉自己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不但要力图自己的解放，同时还要解放接近我们的兄弟”。然而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态度也很容易引起韩国人的反感。李始荣在《驳黄炎培之韩史观》中就对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批评说：“不佞尝闻中国人之言，曰尔本我属，维我不竞，使尔失巢；我能驱除日本，使尔依旧保疆，是中国人之权义攸关也。以上数语，是最悲怜最同情之辞也。异时中国，脱离羁绊，伸张权力，占霸地球之日，何限乎半岛一国也？然在今屈身事人，不具人格，事事不能伸理，而不思自反，不改骄傲，何其夢矇曚不觉也。”在抗战时期，中国人还认为朝鲜人心思汉，其实这时期朝鲜半岛内在日本反华教育影响下，朝鲜人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情绪相当浓厚。
其实对于中国人与韩国人的相互认识来说，对宗藩关系的历史记忆早已成为最大的影响因子。在外交辞令上，自清末中国与韩国重新建立近代外交关系时已经表述为“数百年来，休戚相关，无分彼己”的亲密关系，一个简单而又形象的说法就是“兄弟之邦”。但是实际上事大的历史在近代已被韩国人视为耻辱史，而中国人则视为中国的光荣史。上面提到的李始荣对中国人的批评，其实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认识差异上产生。
其实从宗藩关系本省来说，在经济上，两国的付出都是很大的。中国要负担庞大的接待和赏赐的费用，而使行也是朝鲜平安道、黄海道的主要负担。从政治上说，中国是上国，是宗主，朝鲜是藩属，似乎中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其实对于朝鲜来说，对中国事大也是为了增强其自身王权的权威性，同时也是为了节制日本的压力。李瀷就说得很清楚，自元朝以来朝鲜之所以能大体上保持稳定，跟中国对日本的节制有很大关系。大家知道1592年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是明朝派出援军帮助朝鲜赶走了日本军队。近代，中国也一直试图维护朝鲜，甲午战争也因朝鲜问题而起。可惜这次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朝鲜人对此事认识也有分歧，现在韩国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就彻底变成否定的了，将中国与侵略朝鲜的日本、俄国等量齐观起来。这一点后面还会论及。而且从制度本身来说，朝贡关系在明清时期已经高度仪式化、形式化，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除了象征性地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头之礼外，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就拿朝鲜使行团来说，几乎变成了商队，贩卖人参和清心丸等，而且清心丸还多是假货，他们甚至沿途会故意寻衅滋事，以打发长路漫漫带来的无聊。对于沿途中国百姓来说，也是一件负担。总之，宗藩关系也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神圣，这也是宗藩体制在近代崩溃的内在原因之一。
虽然这种历史记忆对中国人带来的自豪感，对韩国人带来的是耻辱感，但是从基于这两种感情而做出的外交取向来看，其结果往往却正相反，我们基于自豪感而做出的外交思维往往对中国自身并不有利。不仅对朝鲜半岛如此，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也是如此。这样的例子很多，相信大家都认识到了一些，毋庸赘言。
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那就是虽然华夷之辨之类的观念不适用了，我们还总是试图找出其他的观念来取代它。在这种思维之下，我们往往会忘记了外交的本质是利益。这样做的一个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使我们不愿意去对周边国家作深入的了解。迄今为止，我们对包括韩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研究还很不够，也很不受重视，导致我们对周边国家相当无知。举几个例子，1880年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清政府主持朝鲜外交，却分不清大院君李昰应和原领任议政李裕元是否为同一人。吕思勉回忆说，“还记得甲午战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还有人说：日本兵到中国来，根本不知道地理的，都是李鸿章，把地图送给他。”可见此前中国人对日本相当无知。郭沫若曾以韩国近代历史为背景写有小说《牧羊哀话》，对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深表同情，然而他对其历史其实知之甚少。1958年郭沫若访问朝鲜，在开城见到纪念圃隐郑梦周的碑，曾作诗以记此事，不意曾随志愿军在朝鲜工作过的李少一以为郑梦周是中国人，于是郭沫若也不能确定郑梦周的身分，就写信向朝鲜副首相洪命熹请教，又得翦伯赞和周一良的解释，才算完全弄清楚了。
相比之下，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在朝鲜时代，知识分子所读的书籍多是中国书籍，研究的学问也是从中国传去朱子学。就拿历史来说，一般朝鲜读书人了解更多的是中国历史，对于本国历史反而了解较少。如果是学者，会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就是一般读书人也会读读《十九史略》。正因为《十九史略》在朝鲜流传甚广，“以故东国人士于中夏历代沿革，古今治乱，山川地理，人物出处，无不了然于目前，而至于吾东事，反茫然无所记载”，所以郑澔才将朝鲜半岛历史加入《十九史略》，成《史略补要》。
在朝鲜时代，虽然朝鲜人不能自由到中国来，但是每年有多次使节团到中国，尤其是每年定期到中国的贡使团，有几百人之多，不少读书人也作为使节的随从到中国。前面提到的朴趾源就是这样到中国来的。徐庆淳在他的《梦经堂日史》中说，“朝鲜人自年五六岁稍有知觉则求物产之奇巧者，必曰大国之物，语人物之杰特必曰大国之人，至于文章书法山川宫室皆称大国，以不得一见为生平恨。”
朝鲜使节到中国，都有探察中国情况的任务，回去以后要向国王汇报。上判事马头一般从义州府通事中挑选两个会中国话的，沿途协助译官与中国人打交道，也常被派出去打探情况。使臣到了北京，上判事马头负责搜集京报和《缙绅全书》之类的资料，提供给三使臣。当然，与中国人的交往是了解中国情况的最有效办法。虽然两国人言语不通，在笔谈中也不无禁忌，但是仍能“察之于眉睫之间，而照之于肝胆之际”，何况更不止于此，甚至还有中国人主动出卖情报呢。朝鲜使节团搜集中国情报，但是当中国要求朝鲜提供朝鲜国内地理沿革等情况时，则往往遭到拒绝，中国人到了朝鲜要想见朝鲜文人，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据说清朝军机大臣英和曾出使朝鲜，求见朝鲜文士，朝鲜没有答应，从此疏远朝鲜人，认为朝鲜人薄情。
近代中国人在对朝鲜近乎无知的情况下去主持朝鲜内战外交，虽然在本意上是要维护朝鲜的生存，但是处置必然适当，最后必然失败。从上面提到的一些简单事例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及其以后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长期延续的关键原因是我们不愿意对周边国家进行细致的研究。就拿历史学来说，世界史在解放前很不发达，世界史学科可以说是在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在有限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中，又集中在西洋史，中国周边国家除了日本史在少数大学历史系开设过课程外，其余的很少涉及。王桐龄曾批评说：“而我国士大夫醉心汉族文化，久狃于自大，以为他族皆不如吾族远甚，概以蛮夷戎狄目之，国祚绵延若朝鲜，文化发达若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问其历史何若，瞪目无以答也。出洋留学之青年，研究历史者绝少，研究东洋史者几无。试问东洋三国，历史上有何种关系，大抵莫名其妙。至于日本之国体何若，朝鲜之国体何若，更非所知矣。”
即使是对日本，我们对日本的研究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是极不相称的。1928年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也对中国人不愿意研究日本问题提出沉痛的批评：“‘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
解放后，情况有所变化，世界史学科建立起来，还要求个各大学历史系开设亚洲各国史，还时候大学历史系学生要学习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亚洲各国史三套通史，所以学制不得不改为五年。但是后来非洲史加入进来，亚洲史与非洲史合为亚非史，再后来拉丁美洲史又加进来，形成亚非拉史。亚洲史也就淹没在日益扩大的地域中了，而且亚非拉史的学科体系也就更难以建立起来了，所以现在北大历史系又打破亚非拉史和世界史，按大洲授课，这样亚洲史才又重新出现。
从学科讲是这样，从研究宗旨上看也有问题，那就是外国研究等同于中国研究，往往将学术研究视为名士生涯，忽视其现实意义。当然，学术上的这种倾向也是现实需要的不足引起的，而现实需要的不足本身也存在观念上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在对待周边问题上就过于安于现状，一直想维持现状，不思进取，结果处处被动。而且没有认识到周边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最后中国也因周边问题而遭受重大挫折。这就是梁启超说朝鲜是“不祥之国”，导致中国为其陪葬的原因之所在。
总之，近代中国人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的认识，受到基于宗藩关系历史的种种观念和记忆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能感觉到其存在，其所带来的利弊有必要作深入的思考。
二
下面将根据上面论述的背景和前提，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韩国认识。认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难以把握的问题，要说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的认识，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其实也只能以一些人发表的文章中的只言片语为依据，来揭示一些断面，希望这些断面能反映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无论怎样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朝鲜半岛都是一个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地方。单就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来说，中国就不能不关注。自古即重视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地政学价值，尤其是元明清以北京为首都以后，就更为重要了，朝鲜半岛不仅是东北地区的屏障，也是京津地区的屏障。当年石星主张明朝派兵救援朝鲜，就是出于这种考虑。那个率领洋枪队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戈登，在离开中国之前给中国的忠告中，也有一条是建议中国迁都，认为北京离海太近，以为外国控制。既然没有迁都，朝鲜半岛不能不关注。李芝圃在《朝鲜亡国史》写的一段话足以说明朝鲜半岛何以成为“东亚的巴尔干”：“朝鲜之地势，固斜横于太平洋中，而四面受敌者也。盖强俄控其北，日本伺其东，中国邻其西。俄取之，则能逸出海上之路，不难挥其长驾远驭之略，以握取太平洋之霸权，而中日之势危；中国取之，则掩有东洋之全面，足以左右东方大局，而日本无以自保；日本取之，则以朝鲜为策源之地，得以伸其势力于东方大陆，以为西进之计，而中国必不能免。故朝鲜者三国所共争之地，而为绝东之重要问题也。”
朝鲜半岛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加上历史上中国与朝鲜的紧密关系，所以近代以来还是不断有中国人关心朝鲜问题。
对于清末中国人来说，朝鲜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而是且最重要的藩属国，也是最后一个还没有失去的藩属国。当朝鲜面临日本和俄国的侵略压力，生存面临危机时。李鸿章所代表的中国人的思维是让朝鲜与西洋各国缔约，用势力均衡来节制日本和俄国。这样就导致出现了被俞吉濬称为“两截体制”的宗藩体制和近代条约体制并存的状态。但是这样做并没有能够阻挡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势力渗透，朝鲜本身也开始以夷制夷。最终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失败，被迫在《马关条约》中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这样朝鲜结束了为中国藩属的历史，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也彻底崩溃。
像当时马建常等到过朝鲜的人都认为，无论从朝鲜的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情况来看，朝鲜都难以独立存在下去，中国要么与脱离脱离关系，要么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但是李鸿章并没有接受这种建议，后来虽有袁世凯派驻朝鲜，但是也是消极维持局面而已，中国反而在日本维护朝鲜独立，改革朝鲜内政的舆论攻势下陷入被动。
既然中国人早已认为朝鲜不能在近代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独立生存下去，所以当中国的影响力退出朝鲜半岛之后，朝鲜或亡于日，或亡于俄，已经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不仅中国人这样认为，其他各国人也是这样认为，朝鲜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孙秉熙在1902年前后强调朝鲜人要认清天下大势，他所说的天下大势就是要判断日俄竞争中哪一方会胜。他认为朝鲜如果与日本联合战胜俄国，成为战胜国，也许能够独立存在下去，所以让李容九到国内组织进步会帮助日本，没想到后来进步会发展为一进会，成为韩日合邦的倡导者。
在日俄战争之后，朝鲜比亡于日，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梁启超在韩日合邦之前就写《朝鲜亡国史略》，1910年的韩日合邦条约不过是做一个最后宣判而已，人们本不会等到这个时候才能知道大韩帝国的前途。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对于世界许多人来说，朝鲜沦亡殖民地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在那个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沦为殖民地，中国虽然只是半殖民地，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比韩国少。而当时中国人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韩国为何亡的这么容易？甚至有那么多人主动要求与日本合邦呢？
一方面当然要怪帝国主义灭人国方法更具欺骗性，另一反面当然也要从韩国自身上找原因。在这方面，当然也可以提出了不少看法，如认为朝鲜人无自立之性，缺乏国家观念等。也批评了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失误，以及朝鲜对中国的背恩忘义等。这些解释只是观察的结果，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不一定可靠。而且这种强调自身原因的倾向本身也是为了惊醒中国人，实际上也是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然而这个问题其实也很有学术意义，值得很好地研究。其实，当时朝鲜国内也有所讨论，但还只是党色和学派之间的互相批评而已。20世纪20年代黄炎培去朝鲜考察时，似乎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思考，不过他关注更多的还是殖民地朝鲜的现状，以及将来是否有重新获得独立的可能性。而且他依据的主要是日本人提供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多为朝鲜人所愿意接受，所以李始荣才专门写了《驳黄炎培之韩史观》。然而李始荣毕竟也不是学者，他的解释也许同样不能全为中国人所接受。
除了韩日合邦问题外，中国人对于殖民地朝鲜的发展也是比较关注的。在这方面表现得也比较复杂，一些人强调殖民统治下朝鲜人的苦难，一些人则羡慕朝鲜的殖民地近代化成就。比较极端的评论如陈独秀的一段话：“朝鲜地小人惰，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俱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当然，陈独秀这段话也是在他自己特殊的思想背景下说的，李大钊也曾专门撰文提出了批评。李大钊批评说：“顾以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遽祈无国，至不惮以印、韩亡国之古墟，为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对于国家，以同自杀，涉想及此，亦可哀已。”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受世界主义、大同主义影响甚深，往往并不习惯于完全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对于外国的问题更是如此。一般说来，到20世纪30年代才因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有比较大的变化。这时期起，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会站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上，谴责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
而对于处于殖民地统治之下的朝鲜是否能够最终获得独立，如何能够实现独立，也是中国人非常愿意思考的问题。当时韩国人中有不少人将韩国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上，也有人认为韩国独立的希望在于中国的复兴，所以到中国活动，韩国独立运动也主要在中国展开，在美国、苏联也有相当的独立运动势力。当时中国人不管是站在“亡藩之旧主”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同情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立场上，应该说是比较热心帮助韩国独立运动和独立运动人士的，前面提到的李始荣对中国人过于热心的批评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至于韩国独立的途径和方法，似乎没有提出太好的设想，当然这也是不容易构想的问题，黄炎培的《朝鲜》主要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写的，但是看了他的书也不能准确把握他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大体上，黄炎培，蔡元培等人都主张朝鲜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通过发展文化教育来实现民族独立。在三一运动当时，中国人对于朝鲜人的和平示威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朝鲜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有了很大变化，更重视朝鲜问题与中国东北问题，以及整个中国问题的相关性，也更重视朝鲜以武力争取独立的问题。到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国独立运动正式与中国抗战结合在一起，国共两党都积极援助韩国独立运动，韩国独立运动势力也在中国支持下组织武装，直接参加抗战。而且中国直接争取同盟各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希望朝鲜在战后获得独立。对于中国的外交目标，我觉得1946年11月4日《申报》社论中有一段话是一个比较简单而又准确的概括，那就是：“朝鲜，过去是中国的屏藩，现在是中国的邻国，将来更必是中国志同道合的友邦。”
但是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影响下，结果朝鲜半岛出现了南北分断，中国也出现了海峡两岸对立的局面。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认识又不能不有所变化。此后的变化轨迹，大家都比较清楚，就不再叙述了。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两国经贸和人员交流空前扩大，可是两国在相互认识上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许证明了进行这种研究多少还是有意义的。
结语
总之，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周边，不仅关系到我们处理周边问题的决策，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我们对自身正体性的认识，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在学习外国语言，研究外国问题时，也注意思考中国人的认同性，思考我们作为中国的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我个人感觉，最需要克服的就是天朝上国心态，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立场，以平等地、客观地、不带个人感情地看待周边国家，研究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历史在别人那里已经作为耻辱史，用来欺人亦不可，更不能用来自欺。另一反面，我们也应在放弃天朝上国心态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去认识周边国家，研究周边国家。中国要和平崛起，首先面对的还是周边国家。如果处理不好与周边的关系，要想对世界发挥领导作用也是很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