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东亚视角

--以日本和韩国为中心

山东大学  牛林杰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势东渐，外患迭起，中国社会跨入了近代化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随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严复、胡适等崇拜欧美，形成了“西学派”。而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崇拜日本，形成了“东学派”。梁启超作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国际视野是非常广阔和敏锐的。他对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和兴趣，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梁启超身居东亚，对于东亚诸国的事情更是关心备至。特别是对日本和韩国，梁启超通过一系列著作和文章，表达了他对两国的态度，并形成了他的日本观和韩国观。

1、梁启超的日本观

梁启超是对日本问题研究最多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日本观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对日本的态度却从最初的“师日”发展到“亲日”，又由“亲日”转变为“反日”。梁启超对日本的态度及其态度的转变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东学派”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变化历程。

早在就读万木草堂期间,梁启超就开始关注邻国日本的崛起,首次阅读的日本书籍是倒幕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写的《幽室文稿》。1897年,他在《记东侠》一文中,热情地歌颂了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明治维新志士的丰功伟绩。在此前后,梁启超还阅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其作序。在梁启超眼里，日本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兴国家，“日本者，世界后起之秀，而东方先进之雄也。”“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日本以区区三岛，县琉球，割台湾，胁高丽，逼上国，而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视。呜呼，真豪杰之国哉!”这些评价反映了早期梁启超对日本的基本看法。

 1896年梁启超撰写的《变法通议》一文，可以看成是其早期日本观形成的标志。该文系统地提出了变法思路，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日本为“自变者”，属于东方后进国家主动改革而成功的榜样，对中国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借鉴性，因此，梁启超从变法，吸收外来文化，重视教育等方面介绍了日本的成功经验，提出向日本学习的课题。1897年他又著《记东侠》、《日本国志后序》、《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南学会叙》、《论中国之将强》、《医学善会叙》、《复刘古愚山长书》等文，进一步展开了他的“师日”观。

梁启超是把日本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取得成功的榜样看待的，因此，他特别强调学习日本的重要性。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日本经过三十几年时间，已经基本消化了西方文化，借道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梁启超强调:只要“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用最短的时间、用比较少的人力和财力迅速成功地移植西方新学，就可以使中国达到“言矿学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农工商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的地步。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帮助下，乘坐日本军舰踏上了流亡日本之路。从1898年底梁启超踏上日本国土起到1904年左右止，是梁启超日本观确立的时期。这期间，梁启超深受日本明治文化的影响，“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他借助日文版的专著或译著,广泛涉猎了培根、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霍布士、边沁、伯伦知理、基德等人的学说,开始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的政治理论、学术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他的很多著述就是受明治思想家、学者的启发,编写或摘译而成的。例如,他通过阅读中村正直翻译的《自由之理》,了解到穆勒《论自由》的内容；通过加藤弘之的《强者的权利与竞争》,加深了对于社会进化论以及功利主义的理解；而阐述其文明史观的《国民十大元气论·叙论》、《文野三界之别》等文章,无论是主题立意,还是遣词造句,几乎就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部分章节的翻版。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梁启超很快地形成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体系。1899年写成的《自由书》和1902年至1906年陆续写成的《新民说》等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日本观确立的标志。

虽说梁启超对日本颇具好感，自称是“第二故乡”，但随着梁启超在日本生活时间的增加以及对“东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其日本观也逐渐趋于冷静、客观。首先,他意识到中日两国的国情相差很大,认为:“近年以来,吾国民崇拜日本之心极盛,事无大细,动辄曰法日本。虽然,日本非吾之所宜学也。彼岛国,吾大陆,一也。彼数千年一姓相承,我数千年禅篡征夺,二也。彼久为封建,民习强悍,我久成一统,民溺懦柔,三也。”其次,他发现日本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指出:“日本政党内阁之屡败也,东方民政思想尚幼稚之征验也,非加完全之教育,养民族之公德,则文明之实未易期也。”

 1903年，梁启超发表“日本之朝鲜”一文，就朝鲜问题向日本的强权提出了质疑和责难。“日本之朝鲜”这篇文章记录了朝鲜全国警察权落入日本人之手的事件。阳历12月30日朝鲜新会会员在某处集会，要求政府改革，朝廷出动警察镇压，十余名新会会员受伤。这时为应付这一紧急状态，日本出动了宪兵。韩军队中不知谁扔石头砸伤一名日本兵，日本军迅速下令逮捕韩军大队长以下的6名军官和7名士兵。第二天，日本公使林氏与驻韩戌军司令官长谷川氏向韩廷提出严重交涉。最终使得参政官申箕善、宫内大臣兼内务大臣李容泰遭免职，同时也累及法部大臣金嘉镇提出辞呈。“新岁正月三日，长谷川氏遂要求韩廷，谓贵国警察力，非惟不足以维持治安，反足以扰乱治安，自今以往，宜将全国警卫之权，一受成于日本军吏之手。”于是韩国的警权落了日本人之手。

对此事件，梁启超慨叹韩国所受不公待遇道：“嗚呼，朝鮮尚得爲朝鮮人之朝鮮耶，尚得爲朝鮮人之朝鮮耶”。同时，强烈指责了日本的强权：“嗚呼，吾觀此而有以識強權之真相矣，抑以此轟天震地之舉動，而一來複了之，安然若行所無事焉，嗚呼，吾觀此而益有以識強權之真相矣。”

在《朝鲜哀词二十四首》中，梁启超还对发生于1895年的明成皇后被杀事件作诗如下：

梃擊何公案，蛾眉泣馬嵬。召戎有貴胄，靖難乏長才。

南內埋荊刺，行人庇葛藟。旄丘瑣尾子，早晚好歸來。

梁启超在此诗后自注道：“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公使三浦梧楼与朝鲜宫中失势者相结，露刃入宫，戕其妃闵氏。朝皇走避俄使馆，数月乃出。”诗中引用了杨贵妃被迫自杀的史实。唐朝时由于皇帝和杨贵妃等集权者的失策和失误而导致叛乱四起，最终杨贵妃也在叛乱者的强迫下自杀。但韩国的情况却不同，这次事件是由日本公使与朝鲜宫中的失势者的勾结，即日本势力的介入而引起的。梁启超通过此诗批判了日本对韩国的过度干涉。

 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到了阔别14年的中国，并立即投身参与立宪政治的实际运作,不断地发表政论，强调政党的作用。此时,梁启超在文章中所举出的日本事例大都是反面形象,可见他已经把日本当成了前车之鉴。另一方面,对于当时错综复杂的中日外交关系,梁启超也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坚决维护民族利益,批判日本企图独吞中国的野心。1915年4月,有关“二十一条”的秘密交涉被报界披露,蛰居天津的梁启超怒不可遏,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等一系列文章。他首先揭穿了日方所谓提出“二十一条”是为了“保持东亚和平起见”的谎言,警告日本:“借舰与炮之影以助外交成功,对付前清政府,诚不失为妙术,而在今天则无所用”,“若事关国家存亡,则宁为玉碎,不图瓦全”。他说“吾劝日本人切勿误认题目，以第二之朝鲜视我中国。……殊不知我国绝非朝鲜比也。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凡以正义待我，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看到自己昔日崇拜过的邻国,现在居然凭借武力来恐吓新生的祖国,梁启超痛心疾首,感叹道:“以日本号称吸受西洋文化数十年,而今兹之举动,一若全为锁国思想所蔽,退化之锐,吾实惊之。”1919年,已经退出政界的梁启超携友人游历欧洲,得知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达成协议,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而中日密约致使中国外交受阻,深感震惊,立即通电谴责列强不惜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的做法以及北洋政府出卖主权的行为,并应万国报界俱乐部的邀请发表演讲,指出:“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梁启超从巴黎多次发回主张拒签和约的电文轰动朝野,各界人士纷纷响应,群情振奋,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2、梁启超的韩国观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 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办了《淸议报》、《新民丛报》, 以及《新小说》杂志。梁启超创办的这些报刊和杂志当时就直接传入了韩国, 《淸议报》在国内外的38个代理发行点中, 韩国的京城(今首尔)和仁川就各有一个, 《新民丛报》的97个代理发行点中, 韩国的仁川也有一个。1902年, 梁启超将其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飮氷室文集》出版, 文集出版后很快就传到了韩国, 经韩国的爱国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们的积极介绍, 梁启超的著述被刊载于各种出版物。除《飮氷室文集》之外, 象《越南亡国史》、《中国魂》、《新民说》等梁启超的单行本著作也传入了韩国。由于韩国的近代文人精通汉文, 他们可以直接阅读梁启超的原著。因此，梁启超的著述在韩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初，梁启超目睹了日本一步步吞并朝鲜的整个过程，他非常关注朝鲜的局势。其间，他先后撰写了《朝鲜亡国史略》、《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呑朝鲜记》、《朝鲜贵族之将来》、《日本之朝鲜》、《朝鲜哀词24首》、《秋风断藤曲》等诗文。透过这些诗文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的韩国观。

梁启超在其所有与韩国有关的著作中，对韩国的命运都表现出了无限的同情心，同时积极歌赞为国家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志士们。梁启超在《朝鲜亡国史略》”的序言中写道：

吾以中日战争之前之朝鲜，与中日战争后之朝鲜比较。吾更以中日战争后之朝鲜与日俄战争后之朝鲜比较，而不禁泪涔涔其盈睫也。今者朝鲜已矣，自今以往，世界上不复有朝鲜之历史，惟有日本藩属一部分之历史。记曰：丧礼哀戚之至也，君子始念之者也。今以三千年之古国，一旦溘然长往，与彼有亲属之关系者，于其饰终之故实，可以无记乎。呜呼，以此思哀，哀可知耳。

《朝鲜亡国史略》由‘序言’、‘第一期，朝鲜为中日两国之朝鲜’、‘第二期，朝鲜为日俄两国之朝鲜’、‘第三期，朝鲜为日本之朝鲜’等四部分构成。作品从第一部分到最后一部分都始终表现出了对韩国的同情。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韩国知识分子极大关注，韩国《太极学报》第二十四期刊发了署名中叟的《读梁启超著朝鲜亡国史略》一文，文中指出：

“梁啓超氏乃支那人也，往在甲辰著述朝鮮亡國史略一部，傳而萬國公眼，我一般同胞想已概見也。嗚呼，梁氏雖爲外國人，但對朝鮮亡國若是哀慟矣！”

 1910年日韩合并，梁启超接连发表了《朝鲜灭之原因》，《日本吞并朝鲜记》等文章和《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梁启超通过这些诗文，表达了对韩国的同情之心。

旅雁悲胡越，連雞鬥趙秦。諸侯兵在壁，四海水揚塵。

地險崇朝盡，天驕命受新。揮盤載書定，良會最酸辛。

此诗中，梁启超批判了为争夺朝鲜而相互斗争的日本与俄国，批判了为了本国利益而袖手旁观、牺牲弱国的列强，表现了对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韩国的同情之心。康有为评价此诗曰“雄伟豪奇”。

梁启超在对韩国表现出同情之心的同时，还对韩国的抗日志士赞赏有加。他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安重根义士。

三韓衆十兆，吾見兩男兒。殉衛肝應納，椎秦氣不衰。

山河枯淚眼，風雨閟靈旗。精衛千年恨，沈沈更語淮。

梁启超在此诗后自注如下。“韩亡之前一年，韩义民安重根，狙击前统监伊藤博文于哈尔滨， 毙之。旋被逮，从容就死。韩亡后三日，忠淸南道金山郡守洪奭源仰药死。”

为了纪念安重根义士，梁启超创作了名为“秋风断藤曲”的长诗，这篇由96句组成的长诗“激昂慷慨，格调与梅村相仿，气势与初唐四杰类似，有时又像杜陵野老之诗，真是旷世佳句，安重根得此诗，可永垂不朽矣”。下面是安重根义士射杀伊藤博文的悲壮场面。

黃沙卷地風怒號，黑龍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舉，狂笑一聲山月高。

前路馬聲寒特特，天邊望氣皆成墨。閣門已失武元衡，博浪始驚滄海客。

萬人躦首看荊卿，從客對簿如平生。男兒死耳安足道，國恥未雪名何成。

此外，梁启超还在‘日本吞并朝鲜记’一文中对安重根的义举作了如下描述：

“其年十月，伊藤以私人资格游历我满洲，月之二十四日，抵哈尔滨驿。韩人安重根狙击亡，遂卒。重根者，耶苏教徒，曾学于美国者也，既就逮，日人鞫之，不讳，狱成，得死刑。问曷为不逃，曰吾为光复军一将官，义不可逃。问何欲，曰吾已歼吾敌，吾事毕，一死外无他求也。日人爲之起敬”。

韩国亡国后，梁启超以独特的方式激励为维护国家与民族而斗争的旧韩末期知识分子沧江金泽荣。沧江1905年离开韩国亡命中国，经过上海定居南通。离开韩国时曾给梅泉黄玹写信说明动机。“时事可知，与其老作岛儿之奴，毋宁作苏浙寓民以终老。”但沧江并没有象一般的苏浙寓民那样生活。他一边在南通的墨林书局做校阅工作，一边为了保存韩国文化，先后编辑了《韩国历代小史》、《校正三国史记》、《燕岩集》、《申紫霞集》，李建昌的《明美堂集》、黄铉的《梅泉集》、《丽韩十家文抄》等书籍并在中国出版。尤其是《丽韩十家文抄》，梁启超为其作序，广为注目。梁启超在序文中提出了新的亡国论并以欧洲塞尔维亚为例论述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激励沧江的事业。

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而丧，虽社稷宗庙、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谓之未始有国也。……夫生为今日之韩人者，宜若为宇宙间一奇零之夫，无复可以自效于国家与天壤。顾以吾所持论，则谓宇宙间安有人奇零，人自奇零而已。苟甘自奇零，则当世名国中奇零之人又岂甚，独韩人也欤哉。然则金王二君之志事，于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钞辑，于是乎非无用矣。

关于梁启超对韩国所表现出的同情之心，有韩国学者认为“与其说他喜欢韩国，还不如说他是因为韩国脱离了中国的势力范围编入日本而难过。”这种评价很难称得上公正。梁启超作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对世界众多被侵略国家和民族都表达了关心和同情，包括欧洲的塞尔维亚、亚洲的越南、印度以及美国的黑人等等。对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韩国表示关心与同情应该说是理所当然之事。

梁启超在对韩国表达同情的同时，对无能的韩国统治者也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他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一文中指出“朝鲜灭亡之最大原因”是“实惟宫廷”。对于韩国官吏和两班梁启超指出：“彼其兩班之人，皆養尊處優驕佚而不事事。”，“人民生命財産，任官吏予取予攜”。梁启超分析韩国亡国的原因，指出虽然日本有占有韩国的野心，但韩国国内的宫廷、官吏和两班若不腐败的话，就是面对欧洲列强那样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亡国。

“日本雖處心積慮以謀人國乎，日本雖養精蓄銳有能亡人國之實力乎，顧何以不謀他國而惟朝鮮之謀，不亡他國而惟朝鮮之亡，使朝鮮而無取之道，雖百日本其如彼何。不見乎瑞士荷蘭比利時，其幅員戶口，皆遠在朝鮮之下，而以歐洲數大強國，莫能亡之乎。”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批判了帮助日本侵略韩国的亲日派之流。他在《朝鲜哀词二十四首》中有一首批判“一进会”的诗如下。

末劫與人妖，行屍愧鬼雄。党爭牛李劇，容悅趙胡工。

賣國原無價，書名更策功。覆巢安得卵。嗟爾可憐蟲。

此诗后附自注曰：“合倂之举，日人虽处心积虑已久，而发之者实为朝鲜之一进会。一进会者，假政党之名，欲以猎官者也。主之者为宋秉畯、李容九，会员十余万人。与现内阁李完用一派不相能，献媚日本，欲取而代之。李完用派亦工谀固宠，一进会不得逞，乃倡合倂论，宁同归于尽。今兹事成，一进会首领及现内阁员皆欣欣然拜爵矣。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孼，此辈是也。”。

韩国亡国前后，适逢梁启超也在日本。当时日本的媒体常歪曲报道或是回避报道日本对韩国的强权以及韩国的实际状况。但梁启超透过表面现象一一了解到事实的本质，应该说这既与他出色的观察分析能力有关，也与他对韩国特别的关注和同情有关。

参考文献：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班  玮，“梁启超的日本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崔志海，“梁启超与日本”，《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夏晓虹，“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5 期。

夏晓虹，《传世与觉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焦润明，“梁启超的日本观”,《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1 期。

牛林杰，《梁启超与韩国开化期文学》，首尔，博而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