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趾源《书李邦益事》所涉台、澎、闽游历考

李岩（中央民族大学）

《书李邦益事》，是一篇在朝鲜古代文人文献中少有的事关遇海难而游历中国台、澎、闽地区见闻的记述文。文章正文以纯熟的文言文写成，共七千余字，内容主要由游历者李邦益的口述记录和撰录者朴趾源的按语考证两大部分对应穿插构成。全文文字超逸，事迹惊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启迪。这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清代外国海难民政策、台海风云、闽台历史、中外漂流史等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邦益漂海的经历，与以往别人许多次的漂海过程相比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和同舟8人有幸游历了中国澎、台、闽地区，这在朝鲜漂流史乃至整个中朝交往史上是很少有的事件。朴趾源在《书李邦益事》中记录了李邦益等人到澎湖岛以后的游历过程。据此记录，李邦益等人乘船离开济州岛以后，海中突遇大风，“舟为风所漂荡，或东西，或南北，凡有十六日。”他们的船先是漂至日本近海，后又转向中国方向，任汹涌的波涛摆布。在船上，粮尽水绝空腹多日的情况下，以跃入舟中的海鱼充饥，掬饮雨水解渴。这样，历经千难万险之后，船上的人最后“昏晕不省人事”。这些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船悄然停靠在海岸礁石边，蒙胧中感觉“有人远立觇望”，不一会儿，“成群而至，收拾船中衣物等项，各负一人而去。”这一群人背着李邦益等船上已昏迷不省的人，走了约莫三十里，到达了一个三十余户人家的村落。村中有公廨，扁额上写有“坤德配天堂”。村里人给这些船上人以米饮饮服，取火燎衣，使他们慢慢恢复常态。“稍定精神，乃索纸砚书问，始知为中国福建属岛澎湖地方。”这是他们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民风纯厚，人心古朴，经过善良的村民们的精心照料，他们终于得到了“再生”。

据文献记录，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也时常碰到有关处理外国海难船的问题。起初清廷还没有这方面系统的救助政策，到了乾隆时期，这个问题开始引起重视，逐步出台了一些专项政策。李邦益等人的海难事件发生在嘉庆元年，由于这时期中国海域外国船只海难事件逐年增多，清廷的相关救助政策也日渐成形。所以李邦益等朝鲜漂流民在彭湖洋面一被发现，就开始受到清廷这一救助政策的照顾。

李邦益等朝鲜海难人士在村公廨官员的热心照料下恢复健康以后，用彩船被送到5里以外的妈宫衙门。据《澎湖纪略》，与西屿、嵵里、八罩等处一起，妈宫是澎湖的一个地方，设有中层官衙。妈宫衙门设在江边画阁之中，沿江停泊着数百艘彩船。对妈宫官衙接洽李邦益等人时的情景，《书李邦益事》记道：“门内高唱三声，导入八人。马宫大人，红袍椅坐，年可六十余，美须髯。阶下建红伞，台上侍立者可八十人，皆纹缎衣，或蓝，或绿，或佩剑，或负羽。台下朱衣兵卒可三十人，皆持杖或竹棍，黄龙旗二双，铜钲一双。引八人升台上，马宫大人问漂海之由，答以朝鲜全罗道全州府人云云。退出，有大厦铺设，皆锦缎。各赠竹簟枕，每日给米饮一器，鸡膏一器，又给香沙六君子汤两时。”马宫衙门是台湾府管辖的下属官署，一切行政事务和法度都比较正规。从当时澎湖厅的行政建制来看，妈宫“大人”的官称可能是通判之类。这位妈宫“大人”穿着红袍官服，坐在领椅上，细问李邦益等人的漂流缘由、过程。弄清实情后，立即对这些海外友好邻邦来的不幸的客人给予信任和同情。妈宫官衙考虑这些朝鲜海难人士长时间在海上被风雨、饥渴和风浪所折磨，身心极度的虚弱，所以每日配给每个人米饮、鸡膏等富有营养的饮食和香砂六君子汤等药膳，好使他们逐步恢复元气早日回国。从文中看，李邦益等人在与妈宫大人的谈话中讳称本籍为“朝鲜全罗道全州府人”，这可能是怕人家把耽罗和倭、琉球混同起来而引起误解，产生不必要的后果，这是可以理解的。

多日以后，妈宫官衙出两艘大船向东行驶二日，把李邦益等人送到台湾府。到了晚上，他们在台湾府北门外下船，看到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繁华壮丽，楼台夹路，夜张琉璃灯，通明如昼。又有异鸟，驯之彩笼，知更而鸣。”记录显示，李邦益等人面对的是楼台林立，商业发达，街市繁华，人民安乐的升平景象。这是清嘉庆元年，即公元1796年的记录。这时离康熙二十三年（1684）攻台设府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知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台湾已变成了富饶的“天府之乡”。

福建巡抚姚棻的奏折上报到清廷以后，清廷迅速作出了反映。礼部尚书德明题复的奏折，指示“照例抚恤”。据《礼部尚书德明题覆朝鲜难民李邦益等八名被风飘至福建省彭湖地方照例抚恤》的批文，德明是奉嘉庆皇帝之命，根据乾隆帝以来施行的既成先例来下达指示的。此批文写道：“嘉庆二年三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钦尊在案。兹于五月十一日，据该省，委员将朝鲜难番李邦益等护送到部。”清政府的这些人道主义政策，使李邦益等人能够在危难中起死回生，并得到具体而温暖的照顾，最终在清政府委派的专人护送下顺利归国，与家人团聚。这在悠久的中朝文化关系史上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友谊的佳话。

从李邦益等八人漂到中国台湾、澎湖以后被求助的案例来看，嘉庆朝对外国海难民的处理确实是沿用乾隆朝的框架模式而进行的。他们一行漂流到中国海域的澎湖列岛以后，第一个发现的渔民立即向村公廨报告，村公廨盘点船上物品并实施初步救济，待此八人恢复元气以后便用彩船送至澎湖厅。澎湖厅长官按照规定调查遭海难原委，查点携带物品，然后安排馆舍，支给各人口粮、药膳、礼品之后，再用彩船护送至台湾府。台湾府也经过若干程序以后，为这些人安排馆舍，支给衣物、饮食，七日后设饯欢送，以彩船送至厦门厅。厦门厅照顾一番以后，依程序用竹轿把他们护送至福建省城。在省城依朝廷指示，在福建总督和巡抚的过问下重新清点物品，草拟官方文书以后，再送往燕京。沿途各个省、州、县各级官衙都为他们提供方便和照顾，使他们顺利到达燕京，又从燕京附使节归国。这是清政府处理无数海难民实例中的一例而已。

中国政府治理台湾岛历史悠久。据记载，公元230年，东吴孙权黄龙二年曾派卫温等将军率一万官兵“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学界认为这里说的“夷洲”就是如今的台湾岛。这可能是大陆官方有计划地派遣大批人马登上台湾岛和开发台湾岛最早的文献记录。隋文帝开皇中遣虎贲将陈棱经略澎湖三十六岛，唐人施肩吾的《岛夷行》也述及大陆汉人在台的生活情况。据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文献，宋元时期更有大批福建东南地区汉民渡海登上台湾岛定居开发种植业，建设新的家园。宋代把台湾隶属于福建晋江县，元代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这可能是大陆封建政府正式制度台湾地区的开始。明清时期，则有更多的大陆汉人移民到台湾试图开拓发展，这是一个有组织地将大陆的人员、文化移植于台湾的黄金时期。

显然，李邦益等人当时所见台湾的繁荣景象绝不是偶然的。从康熙朝的整顿与治理，经雍正朝的人力物力支持以及乾隆时期的励精图治，到了嘉庆初台湾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景象。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台湾府》：“今滋生男妇大小共一百七十八万六千八百八十三名口，计二十二万四千六百四十六户。”从这一记录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的台湾人丁兴旺、社会发达的实际情况。

还值得注意的是，朴趾源在这里进一步记述了当时台湾的民间人文习尚。文中所说的“狗国”，在有关台、澎地区的直接文献中很少见到，但在《山海经·海内北经》的郭璞注中可以查到其缘脉。《山海经·海内北经》曰：“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郭璞注曰：“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这里所说的“会稽东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极有可指的是如今的台湾岛。后来岛民在脖项上掛铜铃的习俗，绝非偶然，可能与这种历史过程是有直接关系的。朴趾源文中的“生蕃”，并不是大陆渡来之民，而是主要居住在山涧峡谷之中的原住民。他们身材短小、文身、穿耳轮、插锡筒、贯骨牌等习俗，为我们了解台湾古代原住民生活习尚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还有，文中记录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林爽文暴动，与官军作战兵败，逃入岛中深山藏身，结果山里的原住民捕获而捆绑献给官府。这说明台湾的原住民对当时的台湾官府采取了承认和积极合作的态度。这一事件，可成为台湾史上汉人官衙与原始住民和谐关系的一个佐证。

在公元18世纪末叶的朝鲜，通过一个偶然游历的机会看到闽、台、彭地区整体性血肉关系并以长篇旅行记的形式写出来，这在中外文化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当事人李邦益口述，著名文人朴趾源精心撰录而成的《书李邦益事》有以下五大历史文献价值：（一）、这篇漂海游记较详细记录了李邦益等人长途漂海偶至澎湖岛以后受地方官府种种关照、礼遇以及由澎湖官衙护送到台湾府以后的亲切接待过程和转送福建省的经过。在这一过程中担当接待的村公廨——马（妈）宫衙门——台湾府衙——厦门官衙——福建省府等都是18世纪末叶闽、台、澎地区的行政单位，而且是福建省直辖下的台湾府澎湖厅妈宫衙门及其下属的村公廨。这些记录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当时，闽、台、澎已经是清政府铁定的顺层各级地方行政单位。（二）、文章用诸多事实反映了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国外海难民的救助政策和人道主义原则，为我们了解清代的海防政策和海难救助体系提供了雄辩的个案案例。（三）、朴趾源的《书李邦益事》，向朝鲜正祖王和其他读者群体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闽、台、澎地区悠久的历史沿革和行政隶属关系的演变过程，为朝鲜认识台海自古为一个中国展示了丰富的文字记述，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台、澎地区历史上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又一个雄辩的佐证。（四）、这一篇长文详细地记述了台、澎地区的地形、海防、政治、经济、航海、气候、漂流、城池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基本符合中国其他文献记载和当时的实际环境状况。作为海上漂流多发国家的朝鲜来说，这些记述无疑具有重要的传播知识的作用和借鉴意义。（五）、更有趣的是作者在这篇长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澎湖和台湾的风土、人情及民间习俗。如台湾古昔为狗国，原住民在颈项上挂铜铃，祖传不食雉鸡，但取其毛以为饰，原住民剪发覆额、文身、穿耳轮、插锡筒、贯黄木、悬骨牌等等以及山涧原住民有事时与官府合作等情况，在中朝两国都有重要的人文知识价值。有关台湾风土人情、习俗的这些记录，如今也为我们研究台湾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物资资料。

清政府救助外国海难民不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且还要通过这一政策恩被天下，彰显“圣主加惠远人之至意”。因为当时的清廷还是沉浸在天下一统的思维模式之中，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东方各国百姓都是大清国的子民。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 乾隆帝才提出对海难民“内外并无歧视”的御命。这使得外国海难民在中国享受到格外亲切的关照和待遇。

李邦益等人在厦门官衙的护送下，于正月十五日入福建省会。其时，福建“大麦已黄，橘柚垂实”。当地的人们纷纷来观赏这些海外来的陌生人，来见者都拿蔗糖当礼品送给这些远方异国的客人。双方言语不通，用手势沟通意思，回去时还显出留恋不舍的表情。李邦益等人的行李迟滞，他们呈书于福州巡抚，数日后三十五员官人会上“众官轮回看毕，告于巡抚府”，决定“以巡检某派定护送”。李邦益等人在专人的护送下，出福州城西门，行40里至黄津桥，登小船北上，二日后下船，过西阳岭宝华寺，至浙江省境仙霞岭。他们一行到江山县以舟赶路，过龙游县城、严州，到杭州府北关。他们又从杭州府出发经6日到了苏州。这时苏州知县王公设宴款待这些从朝鲜来的漂流客，还派人陪同他们游赏各处名胜。他们从苏州府出发，经常州府、瓜州府、阳州府，过山东的蒙阴县、泰安府、德州府等和河北的景州府、河间府、涿州达于北京。

到达北京以后，因清廷礼部早已知道李邦益等朝鲜“难番”来京之事，已作了具体的安排。礼部根据规定把他们安排在管辖下的会同馆内，提供“口粮食物”，并在各个方面给予细致的关照。根据清廷向来的政策，如果此时有该国使臣恰好在燕京，就把这些“难番”交给本国使臣顺便带回，如果燕京无该国使臣，则专门派一员通官，把这些外国“难番”送至国境线。李邦益等人到京时并无朝鲜使臣在京，所以朝廷派出一位八品官将他们送至鸭绿江边。对这一过程，《礼部尚书德明题覆朝鲜难民李邦益等八名被风飘至福建省澎湖地方照例抚恤》批文中写道：“兹于五月十一日，据该省，委员将朝鲜难番李邦益等护送到部。该臣等查得朝鲜国被风船只飘到各省，例由该督抚奏闻，动用存公银两抚恤，仍委员伴送来京，到京后安插会同馆内居住。如无该国使臣在京，臣部酌派通官一员送至该国交界地方。行文知照，该国王等因遵行在案。今朝鲜难民李邦翼等八名被风飘至福建省澎湖地方，既经该督抚照例抚恤并派委员伴送。于五月十一日到京，当即安置在臣部会同馆内居住，给予口粮食物。查现在并无该国使臣在京，应照例派出八品（引注：下缺）”可知，清廷礼部也完全按照相关政策安排和照顾这些朝鲜海难民。这一档案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清政府海难政策程序实施方面极其珍贵的具体情况。

从澎湖到北京，他们经过了台湾、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省和地区。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达，文物繁富，风景秀丽的地域，是当时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文化带。李邦益等人在住所和沿途各处所看到的是鳞次栉比的楼台高屋，繁华的街市、络绎不绝的商旅货船。如《书李邦益事》写他们过浙江龙游、严州一带，进入杭州府时说：“山川之秀丽，人物之繁庶，楼台之侈壮，目不暇给。大船缥缈，妓女数辈，游戏船头，环佩琅然。”这是清乾、嘉之时，中国东南沿海一代社会繁荣的真实写照。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之丰富，交通之便捷，商贸之发达，利用之精细，社会之安定等等，给这些海东之一隅来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的东南沿海一线是文物古迹多，风景秀丽而闻名天下的人文景观带。特别是经过康熙朝的力治，到乾、嘉时期，这一地区的人文景观得到了空前的整修和保护，给人以更加美丽灿烂的感觉。李邦益一行，舟行在闽、浙、皖一线，两岸风景如画，青山绿水间乡祠庙宇互见，田间地头人们悠然耕耘。他们在杭州看到了都市的繁华和西子湖湖光山色的婀娜多姿，到了苏州更看到了地域的富庶和人文景观的丰腴。苏州知县王公设宴款待，并提供游船让他们寻访名胜古迹，饱览苏州的人文胜景。“苏州西有寒山寺，黄瓦四十间也。……舟行十里至姑苏台，又三十里有‘岳阳楼’，以铜为柱，牖户厅版，皆用琉璃。为之凿池于厅底，养五色鱼……又至虎丘寺，天下第一大寺云，七级浮图，望见无际。”他们看到的镇江金山寺更加令人神往，“金山寺以五色彩瓦盖覆，寺前石假山高可百丈，又砌石五里环。建二层阁，下唇则儒生数千居住，鬻书为业，上层歌吹薰天，渔钓之人携竿列坐。石假山上，横十字铜柱，以石版造厅，即法堂也。又有钟磬十四，木人应时自击，一钟先鸣，众钟次第皆鸣。”这些就是18世纪末叶朝鲜的漂海人士们所看到的中国江苏苏州的寒山寺、姑苏台，镇江的金山寺等。苏州的这些人文景观，以天下第一名胜古迹的美称在朝鲜的文人中间广为流传，它的名称和歌赞往往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之中。然而，除了高丽时期的朴寅亮、李齐贤等极少数人到过这些地方以外，很少有人到场亲眼目睹过这些地方的实景。李邦益等朝鲜的漂海人士，在苏州官衙的精心安排下游览苏州的各个人文景观，亲眼目睹苏州及其周围的天下胜景，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无上荣幸的事情。

苏州的姑苏台、寒山寺在其西南枫桥镇，始建于南朝梁，唐张继《枫桥夜泊》诗中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闻名于天下。金山寺在镇江西北金山上，东晋时始建，它的殿宇楼台，依山而建，楞伽台、观音阁、留云亭、法海洞、慈寿台等为其主要建筑，是国内著名的佛教禅寺。上述记录显示，李邦益等人在当时所看到的金山寺是那样地雄伟、华丽而凝重，让人留连忘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苏州在清王朝的经济地位，作者朴趾源向正祖王介绍说：“臣趾源尝闻，中国人称江山杭州为胜，繁荣苏州为胜，又曰妇人首髻当以苏州样为善。盖以苏州一州赋税观之，比他郡常十倍。则苏州为天下财赋所出可知矣。”记录中显示出朝鲜正祖王和文人士大夫对中国苏州的兴趣和重视。

朴趾源的《书李邦益事》，距今已有二百余年时间，但我们通过此文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清乾、嘉时期对外国海难民救助政策的具体细节和人道主义精神。此文还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关当时中国闽台和东南沿海一带的信息，令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一种格外的亲切。此文以一个外国文人质朴而真实的笔调，通过李邦益等偶然遇风漂泊的经历，记录了当时台海一统天下的实况，通过闽、台各地地方政府关照和妥善处理李邦益等朝鲜海难民细节的详细记录，展示了澎湖厅、台湾府、福建省和北京清政府之间的层层行政隶属关系。文中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当时台澎地区在清政府的宽松政策下，经济繁荣，人丁兴旺，人心归向，太平和乐的气象。文章通过作者按语的形式，还详细记录了当时台、澎地区的民风、民俗、历史、气候、海洋、地理、城池、古迹等情况，给后人提供了当时台、澎地区人文地理实况。文尾所记录的李邦益等人所经过的路线和城镇地物，为我们了解清乾、嘉时期东南沿海一带的政治、经济、行政布局、地名、水陆交通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价值。全文真实地记录了18世纪末叶中朝两国人民浓厚的友谊关系。台湾府各级地方官署弄清李邦益等人身份和漂海真相以后给予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馈赠，大陆沿途各级地方官衙热情的款待和水陆交通工具的安排以及各地儒生、百姓、官人的拜访和宴请等等，都有力地证明着中国官民对友好邻邦朝鲜人民的深厚的友谊之情。李邦益回国以后，朝鲜正祖王特召见他，嘉其在中国的特殊经历，“以壮游劳苦，特除全罗道中军，以荣其归。”从中可见正祖王对中国各级政府给予李邦益等人的帮助和妥善处理一事的感激之情和对这种罕事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