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朝鲜围绕三藩之乱的情报交涉

陈波（中国南京大学，历史系）

 [摘要]三藩之乱发生期间，为因应华夷秩序调整的可能变局，日本和朝鲜皆致力于搜集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情报。本文以《华夷变态》一书保留的朝鲜风说书为中心，结合朝鲜史料，试图展现日本和朝鲜之间围绕三藩之乱的情报搜集及交涉概况及其动态过程。

 [关键词]三藩之乱  日本  朝鲜  情报交涉

清初，由于吴三桂、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等明朝降将在清朝平定中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逐渐拥兵自重，尾大不掉。随着清朝对中国本土统治的稳定，清廷开始着手撤藩，激起三藩起兵，并与台湾郑经联合，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对于三藩之乱的发生，而当时周边国家的反应也不尽相同。越南的莫元清依附于吴三桂，朝鲜李朝内部的亲明势力亦开始抬头，日本积极搜集对华情报，而作为日本附属国的琉球则依违于叛王耿精忠之间。

日本江户时代的海外情报集《华夷变态》¹卷二至卷七收录了有关三藩之乱的大量风说书，其中以唐船风说书为主，兼收少量的朝鲜及琉球风说书，另外，也有少量的汉文文书。相对于南明时期，《华夷变态》对于三藩之乱的记载可谓极其丰富。并且，这一时期的风说书于此后有较大不同，颇详于政治、军事以及东亚诸国的外交等方面，而对于唐船本身的情况则着墨不多，可以说是研究三藩之乱弥足珍贵的域外文献。然而，或许是由于此前对于《华夷变态》的研究，过多偏重唐船贸易等领域，利用这一时期的风说书对于三藩之乱本身的研究竟然非常有限。据笔者所知，仅有松浦章《東アジア世界を巡る「三藩の乱」の情報》²及细谷良夫《三藩の乱をめぐって－呉三桂の反乱と楊起隆朱三太子事件》³二文，对于三藩之乱初起阶段相关情报的海外播迁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

《华夷变态》所收关于三藩之乱的风说书占了很大篇幅。《华夷变态》卷首序文，乃林恕题于“延宝二年（1674）甲寅六月八日”，也就是在三藩之乱发生之后约半年。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丙辰（二十一日）吴三桂正式起兵，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自福州起航于五月到达长崎的福州二番船就将吴三桂和郑经起兵反清的檄文持至日本，六月四日檄文送达幕府老中久世大和守处，次日交付林恕和写，六月六日，“吴三桂、郑锦舍檄，并和解及福州商船风说，于殿中春常读之，雅乐头、美浓守、大和守、但马守、播磨守列座听之”⁴，春常是林恕之子林凤冈，雅乐头等五人位居幕府五大老，林恕在两天之后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华夷变态》序文，显然此时《华夷变态》尚处于编纂过程中。这也说明三藩之乱引起德川幕府高层的极大关注，此后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搜集相关情报。从《华夷变态》留下的记载看，德川幕府搜集中国情报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由唐通事笔录来航“唐船”乘员的口述，并和解之，以“风说书”的形式呈报幕府，二是通过对马宗氏与朝鲜的交涉过程中多方打探，三是通过附庸国琉球搜集情报。以下以《华夷变态》中保留的朝鲜风说书为中心，结合朝鲜史料，展现日本和朝鲜之间关于三藩之乱的情报搜集、交换概况及其动态过程。

（一）

三藩之乱发生的第一时间，正值朝鲜谢恩及冬至使入京。朝鲜使臣闻讯后迅速以“别单”的形式，向国内及时报告吴三桂起兵事以及耿、尚二藩的动向。对于当时在京城发生的杨应龙之乱，朝鲜使臣也及时获得了情报。吴三桂是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式起兵，杨应龙之乱则在两天之后发生，而十二月朝鲜使臣即向国内报告相关情况。对此，《同文汇考》所保留的“使臣别单”记载如下：

牛家庄察院有一女人来谒，乃我国稷山衙吏之女，被掳于丙子者也。进前语曰：“平西、平南、靖南等三王有移封关外之举，三王所居距此甚远，迟速虽未的知，而三王之子居在北京，明年必将有大乱”云。迷騃女子涂听之说虽不足信，三王移封之说既非浪传，则必因此而有骚屑之端也。

入城门则处处设幕伏兵，街巷持弓矢佩剑之徒，作队驰骛，显有惊动之状。间有甲军辈捉得罪人，以铁索系颈而去者。入馆后探问，则以为吴三桂因搬移之举，遂为谋叛。礼部侍郎折尔肯曾因请来吴王，往云南，为其所杀。三桂之子应熊为顺治妹夫，居在城中，方拘留关中，而其党徒亦甚众，闭城门三日，连事搜捕，至今日始开城门，而余党尚未尽捕，故戒严至此云。又闻馆中出入汉人辈之言，则或曰：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连兵共叛云，或曰：平西王独叛，而初无叛意，将欲就封。手下将士安土重迁，皆不愿从，故迫于群情，遂与谋叛云。二说未知孰是。而三王移封虽曰愿从，实惮三王之强盛，意在削弱其兵权，则连兵共叛之说，实涉近似，而牛家庄被掳女人之言，果非孟浪矣。

使译官更探三王共叛与否，则衙辈曰：即今所捕者尽是三桂子驸马所属也，尚耿两王亲族之在职者颇多，而宴然供仕，三王共叛之说，实是虚传云。因问出师之期，则答曰：一阵则今廿八当发，一阵则来初三当发，一阵则来初十当发。而一阵所属之兵，不下三四万云，合以计之，则近十万，而实难的知。又闻或者曰：吴三桂自云南多送其徒党散处闾 ，皆以白帽红带为标，将期日举事，人有上变，旋即搜捕，傅相告引举，皆就服，昨日刑七十余人，今日则刑六百余人云。

有人自称崇祯皇帝第三子，而缔结诸王及诸将管下人，各着白色帽，荷红色带，藏火药于怀中，期以今月（念）〔廿〕三日纵火于城中各处。人临期告发，故逮捕徒党，举皆诛杀，而所谓朱三太子知几逃躲，今方物色购捕云。城中作变之说，前后相同，而朱太子与吴三桂干涉与否，实难的知。差晚译官朴有炁、朴廷荩、金时征等密得文书以来，是乃湖广总督蔡毓英之密本也，其奏曰“滇黔已失，楚省危在朝夕，仰祈皇上速发敕兵”云。⁵

这件“别单”很长，所署日期是“康熙十二年 月 日”，考虑到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式起兵，该别单是在十二月下旬签发当无疑义。朝鲜使臣甚至设法获取了湖广总督蔡毓英告变之密本，所获情报准确度之高可以想见。康熙十三年（显宗十五年）三月二日，谢恩使金寿恒所派译官抵达到达汉城，禀报吴三桂叛乱之事，这是朝鲜首次正式获知“三藩之乱”的信息⁶，就内容而言，实录的记载无非本于上引别单，叙其梗概。吴三桂叛乱消息传入后，朝鲜君臣大为兴奋，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相继疏陈，认为“天下事变,迫在目前”，应“乘此机会,炼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 小可以安国保民。”⁷不久，大臣尹鑴又进密疏，力促显宗借机北伐，以完成孝宗未竟之志。正在朝鲜儒生群情激昂之际，显宗驾崩，肃宗以冲龄继位，尹鑴得到重用，继续力倡北伐，举张朝鲜应实行三策，“北伐一也，渡海通郑二也，与北绝和三也。”但领议政许积则以朝鲜积弱，不宜妄兴大事，其它大臣亦相附和⁸。面临三藩叛乱的新形势，朝鲜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以尹鑴（1617-1680）⁹等儒生出身者为代表，从义理的角度，力倡与清朝划清界限，向三藩和郑经示好，一派则以领议政许积（1610-1680）¹⁰等实务大臣为代表，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举张按兵不动，静观局势发展。但实际上两派并无根本的原则分歧，无非策略有别，他们都期望三藩恢复大明能够成功。至此朝鲜屈事清朝虽已数十年，但仁祖年间遭受城下之盟的屈辱历史记忆，已经渗入朝鲜君臣之骨髓，相比之下他们对于有再造之恩的明朝则抱有强烈之思怀。而三藩打出复明旗号，朝鲜君臣自然乐观其成，并且这种情绪之真实强烈，当然也是隔岸观火的日本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激昂的理想在严酷的地缘政治面前，落实起来往往不免要打折扣。面临三藩叛乱的新形势，一方面朝鲜必须对清朝小心翼翼地掩饰萌动已久的

臣之心，另一方面对于曾经蹂躏朝鲜国土且时有狼顾之心的日本，也必须时刻提防其情报讹诈，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上文提到，日本在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五月获知三藩之乱的情报，六月报至江户，同年七月，对马宗守就将日本所获情报知会朝鲜东莱府使，朝鲜史籍《边例集要》卷十七《杂条》甲寅（1674）七月条下记曰：

府使权大载时，云贵守将平西王吴三桂，上年冬起义兵，杀四川守将张部院，因得湖广九府及陕西之半。传檄于平南王、靖南王、东（亭）〔宁〕锦舍，与之连谋。平南、靖南皆连兵相应，锦舍亦以十万兵、九百艘，海陆合势，期以六月，进取南京。南京形势，必不能抵挡是如为旀。崇祯第三子，以今年正月元旦即位，年号周启，皇子即甲申三岁之儿，而周氏、田氏二人及大监王奉与平西王，潜藏保护这也是如。因倭人所言译官等手本处，缘由驰启。¹¹

关于三藩叛乱的情报，实际上当年三月份朝鲜君臣已正式获知。但是当时朝鲜尚不能确定三藩是否都已起兵，而日本因在当年五月获得了吴三桂和郑经的檄文，以及福州二番船船员的口述，所知较详，故于朝鲜之情报有所补充。日本向朝鲜通报三藩之乱的情报，乃是由于两国存在“交邻”关系，互通情报亦为“交邻”题中应有之义。

日本将所获情报知会朝鲜的同时，也向朝鲜打探关于三藩之乱的消息。如据朝鲜史籍《边例集要》卷十七《杂条》乙卯（1675）闰五月条记载：

头倭一人，欲探吴三桂事情及南北声息……所谓围南北两京者，想其吴三桂之形势，必当进逼于两京，而久无所闻，兹以书简是如云云事，启。¹²

关于日本如何得知吴三桂进围南北两京的消息，《华夷变态》卷三《朝鲜传说》记曰：

（乙卯正月十六日）唐国大部落入吴三桂之手，目前已进围南北两京，南京已攻占大部。如南京失陷，北京之鞑王亦难城居，或将撤往鞑靼本国。如根据目前获知的消息，因蒙古军及诸外国军大举入援，北京鞑王大概无灭亡之患，吴三桂独自面临如许情势，北京乃得以稍安。据风闻，鞑靼军可能战败，或在当年决出胜负。¹³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传闻并非来自朝鲜官方渠道。根据风说书末尾的按语，对马宗守将该风说书与一幅三藩与清朝军队的攻守形势图一起，进呈给酒井雅乐头和稻叶美浓守两位幕府大老。对马宗守大约是在得到幕府的指示后，于闰五月派出使者向朝鲜政府打探消息。书简在六月三日送达朝鲜京城，对此，《朝鲜王朝肃宗实录》记载如下：

对马岛太守平义真书至。其书皮封,大书双行曰: “问华戎兵事、邻壤安否, 遗礼部大人。” 其书略曰:“大明旧臣吴三桂, 辅翊先帝幼子, 久怀立孤, 丕运恢复之筹, 分箚倡良将, 杖节举义兵, 方欲树创业守成之功, 而今业已图南北两京。各天异地,未详斗乱情形。贵国地近靺鞨,道通中原,不知干戈余殃,无及边徼耶?”其抵东莱、釜山书略同。东莱府使鱼震翼举而上闻, 下备边司。 三桂在明朝为大将, 守山海关。 李自成陷北京, 三桂开关引淸兵, 击走自成, 中原遂为淸人所有。 淸封三桂为平西王, 三桂内怀恢复之志, 阴养天下骁健, 收召荆楚奇材, 淸人疑之, 移封三桂于云南。 三桂遂举兵, 传檄天下, 立崇祯皇帝第三子为皇帝, 以甲寅正月元日, 卽位于云南, 年号广德。 以三桂为兴明讨虏大将军靖南王, 耿精忠定南王, 孔有德女壻孙延龄等, 同声倡义, 郑锦亦连兵幷进。 又与皇极鞑子相通, 使将军马尔头等, 屡破淸兵, 尽取湖陕之地。 三桂以嚄唶宿将, 智勇深沈，乃于明亡三十余年, 奉朱氏复兴, 则盖与夏臣靡相似, 其与宫人太监, 匿一块保全, 则与程婴相似。 其屈膝穹庐, 而终奋大辱之积志, 卽李陵之所尝欲而未能者也。始,三桂封王赴云南时, 故相郑太和适使燕, 见其威仪甚盛, 若一天子, 而三桂面有忧色。 太和归言：“三桂非终为虏臣者也。” 郑锦或言之龙之孙, 或言我人。 锦据海岛, 与我国湖西地方颇近。 癸丑年间, 有卖砂器者, 泊船富平, 只买笠帽等物, 故相李浣领舟师西赴时, 偶见浙江画器, 见其器惊曰: “此浙江所造, 何以来此?” 欲捕之不得。 其后, 使臣归言: “锦与胡战, 一军以笠帽, 效我人服色, 故清人疑我。” 云, 始知为砂器所易。甲寅十月, 自海西有讹言, 京外大扰, 或言非虚惊, 乃郑锦舟师自海向登莱, 海边人传相告语, 以致此云。 且岭南仁同若木村, 山厓坠陷, 中有石刻曰: “洪武后三百十年, 山东马将军领军牌。” 吴、郑将帅中有马姓人, 以是益惧其出来。尹鑴欲因日本通锦, 庙堂欲以倭书告清, 相争不决。¹⁴

对马来书便如一枚重磅炸弹，使得朝鲜政局更形动荡。诸大臣围绕如何处理来书，聚讼盈庭，相执不下。一方面顾虑若将来书告之清朝，会使原本就不信任朝鲜的清廷更加怀疑朝鲜有

臣之心。但是同时必须对日本有所交待，使之不得有诸如假途灭虢抑或问鼎中原等妄念和诉求。或出于上述考虑，礼曹参议南天汉于六月复书日本，见于《宗氏实录》延宝三年（康熙十四年，1675）五月条：

节该，闻汉人吴三桂有倡义之举，贵国边徼，得无扰害，东莱亦有书……六月，礼曹参议南天汉复书曰：“长崎所传商舶声息，尤荷披悉心腑之至意。滇闽兵端，此亦略有所闻，而交南朔易，道途踔远，军筹战略，机事又秘，流听流说，盖鲜情实。第我使价近自北回者，俱言燕市之市肆自如，南都之迹辙不绝，而敝邻亦幸无他警，壤界粗安，斯则贵邦勤念攸暨耳。”¹⁵

从复书看，似乎朝鲜持拥护清朝之立场，惟恐清朝战败，这当然不是朝鲜的真实愿望，而无非是针对居心叵测之日本的外交辞令而已。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朝鲜官方向日本极力掩饰，但日本还是可以通过朝鲜的好事之徒获取截然不同的情报，窥视朝鲜的真实底牌。如《华夷变态》卷三《朝鮮国ニ而風説之覚書》（朝鲜国风闻之概要）记曰：

锦舍如今势强之故，吴三桂锦舍之谋士，建言如此番获胜，应进图朝鲜而治之。其中缘由，亦流传于朝鲜国。锦舍乃郑氏，为朝鲜六大姓之一，有此渊源，可知上述传闻大抵真实，是为可虑。尤其在五六百年以前，有所谓释氏道说者，在此人所留预言末世之谶书中，言及五百年而后，将有郑氏之人君临朝鲜。朝野忧虑此事是否会发生。

北京王龙兴之地，在先为蒙古所攻取，虽渐被恢复，但因时常讨伐蒙古，一旦北京失守，势必难返根本之地。朝鲜虽是异国，然为勇武之国，与北京通好。因此之故，北京王或有向朝鲜求援之可能。届时有备固佳，若不先事预备，一旦北京失守，与吴三桂将成敌国。此乃最可忧虑之事。

朝鲜都城执政大臣，似乎很多职务变动，仔细相询，乃因唐乱，吴三桂遣使朝鲜，言现立朱太子，攻伐北京。在先日本入侵朝鲜之际，万历帝遣援军恢复朝鲜，如念旧恩，此次希望派遣援军。朝鲜考虑如向吴三桂派出援军，势为北京方面所责难，若应其请而不遣援军，则又难以向吴三桂方面交待。姑且将来使之事隐瞒不报，北京方面要求引渡则托辞失踪，如此商定，将使者杀害。然朝鲜所虑者，如此北京方面虽无可奈何，而吴三桂似必将得胜，即便将此事隐瞒，吴三桂如再遣使便可知晓，若然，吴三桂或将寻衅。而偏偏连执政诸人也不加考虑，只是一味变动职务。一说朝鲜逮捕使者，递送北京。或言朝鲜逮捕使者，北京得知后遣使前来，朝鲜即将吴使付之。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以上是派驻朝鲜之家臣所报，民间传闻之类，虽可能多有不实之处，还是依据各种传闻所言，书以上呈。

（康熙十四年1675）十一月八日   对马宗守¹⁶

以上传闻，自然多系夸诞不实之词，例如吴三桂遣使朝鲜请求援兵之举，郑经有举兵入侵朝鲜之谋。但是这些传闻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君臣面对生死相搏的清朝和三藩两股势力，不知何去何从的复杂心态，如有好事者陈绚，就曾上疏要求，“请择能胡语、汉语者, 间行深入, 以觇贼奴虚实,又察吴将胜败。文武中择智谋异等者, 为通信使, 送于郑锦海岛, 凭寄檄书于吴三桂, 以约某月某日兴兵协力之期。”¹⁷这种疯狂的建议被许积等人所谏止。而极力举张与清绝和的大臣尹鑴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初一月二十四日向肃宗进言，“今日之忧, 唯在于郑锦之猝迫海边, 淸虏之充斥西路,前秋虚警,亦非无根之事。以此告急于淸国,请得缮治兵事,且我服事淸国,郑锦之所尝疑而忿之者也。今与吴三桂合力, 其势甚张, 恐有（声）〔申〕罪致讨之患。”极力要求遣使与郑经通好，未获肃宗应允¹⁸。四月三日，尹鑴因唐人黄功上疏通使郑经，乘机向肃宗进言：“天下大乱, 皆叛胡, 而独我国服事。他日中原恢复，我国何面目可立？今送一介使，通问于郑锦，则庶有辞于他日。”亦为许积等执政大臣所阻¹⁹。十月二十二日，右副承旨李同揆上疏言：“今日之隐忧, 最在海上, 会猎之书, 一朝南来, 则东吴谋士, 争献迎贼之策, 虽殿下手斫奏事之案, 亦无及矣。”并要求“合天下之力, 并东南之势……风便顺利，张帆过海”，向清朝发动进攻。肃宗嘉其慷慨，但以时势不合不允其请，态度上已有所动摇。²⁰朝鲜之所以进退维谷，是因为战局尚不明朗，一向奉行事大主义外交的朝鲜，必须审慎应对，以确保在可能面临调整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家安全利益不致受损。

康熙十四年五月对马来书事件刚刚告一段落，次年（1676）二月二日，朝鲜领议政（宰辅）许积在出席“御昼讲”（相当于中国的经筵）之际，“自袖中出进一冊曰：‘此对马岛主抵我国译官者也’”,上呈肃宗，并建言以此书送示清廷，以免后患²¹。二月十日，肃宗对于倭书所示“郑锦之睥睨、海岛之乘机”深感忧虑，要求大臣未雨绸缪，先事预备²²。可是不久后，二月十五日，肃宗召见许积，许积却答曰：

向来讹言有倭书出来, 搢绅亦有传之者。臣求见其书,则有曰：‘郑锦已整兵船将, 与本国有事于中原, 欲与贵国共事, 而前日书契, 贵国称以漠然不知。然则郑锦之兵当先到贵国,交好之间, 不可不告。’云。臣寻问其所出, 则衿川朴姓人见于赵昌汉处云,方欲囚治耳。仁祖朝崔铁坚之妾子作伪书被诛, 有伪造批答者亦被诛。

时隔许积进倭书不过十数日，他又断定倭书系伪造，并建议援引仁祖朝故事处死伪造者赵昌汉，肃宗从其请，诛杀赵昌汉²³。此事亦见于《备边司謄录》肃宗二年（1676）丙辰三月十一日条记载：

启曰：自上年秋，闾阎间骚屑大起，有若变乱，朝夕将发者，及至冬间而益甚。人皆言倭书再来，其中有郑锦之兵将到之语，而庙堂之臣，讳而不泄，至于士夫，亦多有来，问虚实于臣等者，莫知其由。只以人心不淑，胥动浮言，为可骇是白如乎。正月之初，臣积，偶闻武宰有目见所谓倭书者，招而问之，则言果得见于朝士家云，其伪造倭书，以惊惑人心者，意在乐祸。²⁴

如此说来似乎连一向持重谨慎的许积也中了圈套，可见在三藩之乱时期，对马倭书颇能煽动舆情，并进而影响到朝鲜的决策。但是，这份倭书是否真是伪造实未可知，《华夷变态》卷四载有《朝鲜译官答对马州家臣书》云：

一自佐浦旋颿以来，风潮累变，节序已三换矣。缅惟太守大人鼎茵崇毖，亦惟诸奉行佥执事，动止珍迪，区区胆傃，不容言喻。日者敝职留贵州时，伏荷大人损示札翰，细讯以中国变乱颠末，而行人之出疆者，其不及受辞者，亦不敢以其所不知为知。故泯泯墨墨，有扣不响，归来怅恧，亦何可言。敝职西还之日，偶值燕都使者，又自北来，仍得以详刺事情，闻有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驻兵荆州，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驻兵岳州，多罗贝勒栋格进剿陕西，大将军和硕安亲王进剿长沙，和硕康亲王由浙江，和硕简亲王由江西，并取福建。兵马则分九路攻战，已阅三岁。其向荆岳者，盖拒平西也。其向闽浙者，盖备东宁也。其向陕西者，盖讨王辅臣也。或进或北，乍失旋收。江浙之间，尚为楚汉之京索成皋。北兵既未能弃原野之便，而入篝棘之险；南人亦难舍舟楫之利，而犯介马之锋。胜败之形，殆未有所分，则书中所谓战围南京之说，似是远外虚声，非的报也。茅闻燕齐之境，又方专意海防云，此则似亦有虑，夫东宁之风舶出没无常矣。前书中辞意，既极勤恳，开诲良多，则敝职已布之于南公诸大夫²⁵之侧，相与嘉悦赞叹，深感太守大人暨诸执政君子能念邻好之笃，至于如此也。每欲一以竿尺仰覆，兼陈谢悃，而因仍不遑以迄于兹。适闻橘成陈方  ，惟辑耑此奉敷。千万不尽，惟希鉴照。

丙辰年（1676）八月  日

对马州家臣   佥尊公   阁下

韩佥事兴  判

金判事□    判²⁶

这则答书署期为“丙辰年八月 日”，可见此前对马岛的确曾致书因公逗留对马的朝鲜译官，细讯“中国变乱颠末”，并提供所谓“战围南京”等情报。并且朝鲜译官自述回朝鲜以后，“节序已三换矣”，可见对马岛在丙辰年（1676）年春季确有来书。而据《备边司謄录》，许积在正月初已经得知倭书系伪造，并断定“以惊惑人心者，意在乐祸”，若果如此，为何他在二月二日又将此书煞有介事地上呈肃宗，引起肃宗严重关切，这岂非自相矛盾？一种可能是，许积于当年二月二日进呈给肃宗的对马倭书，即是得自写作这封回信的朝鲜译官，但事后见对马倭书造成浮言四起，为稳定人心，突然改变态度，宣称倭书系伪造，杀赵昌汉以塞责。

两年后（1678），朝鲜东莱译学自倭馆获得吴三桂檄文，即《华夷变态》所载吴三桂檄。该檄文署期为“永历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也就是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初一日。朝鲜士人成海应在三藩之乱结束后题其檄曰：

肃庙戊午（1678），东莱译学等因馆倭得三桂檄²⁷，盖福建商人所传也。檄中云甲寅元朝，奉太子即位，建元周启。然三桂实自立而国号周也。三桂事清，为平西大将军，封亲王，为清划擒永历策。引兵由黄草坝入省城，以重货遗缅人，执永历而弑之。遂据永历故宫，缮修颇壮丽。陈古玉彝器之属，布列珍禽名花，拥陈沅而酣嬉。此其心岂复思明室乎？及为清所迫，将徙辽东，乃曰为明室而举兵，人孰信之？三桂举兵三年而僭称帝，称帝三年而病死，死之明年而亡。清人复由黄草坝而入，三桂孙世璠缢死，如永历之被弑也。²⁸

朝鲜士人回过头来终于明白，吴三桂反清实为一己之私欲，与复明无涉。成海应题檄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复题曰：

皇明之乱逆，即吴三桂也。崇祯甲申，引淸人入山海关，宗社遂倾，而三桂封亲王驻汉中。又十八年辛丑，入云南弑永历皇帝，遂镇云南。又十三年癸丑，复叛清，翌年自立为周王，改元绍武。又六年己未，死于荆州府。此檄所云甲寅正月元朔，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者，非也。余尝阅檄文，颇类中国文体，岂或海上遗民制此，播之外国欤？抑三桂欲鼓东南忠义之士而自为之欤？东方之人，不知三桂乱逆如此，每叹三桂死而皇祚未复，何其过也。天于三桂，岂佑之乎？三桂苟得志，志岂在皇朝乎？然当时庙堂诸议以为倭人假托，时金清城欲以重货，因对马岛刺探郑锦事。肃庙戊午夏秋间，果因东莱倭馆学得三桂檄。又己未（1679）六月，对马岛主平义真送书。言三桂辅翼先帝遗子，分箚良将，伏节举事，今已围南北两京。时三桂已死。其说皆非事实。盖因福建商人微有传信。而欲钩取我货。尹东山于时言必堕倭计者，此也。²⁹

其中提到朝鲜君臣接到吴三桂檄文后，“以为倭人假托”。其实他们的担心亦非全无道理。吴三桂于当年三月即帝位后不久，不久消息就传入日本。《华夷变态》的编者林恕闻知后亦非常郁闷，于当年七月三十日作《吴郑论》曰：

顷闻长崎传达东京船之言曰，戊午（1678）三月吴三桂即帝位，建元曰昭武，国号大周。抑街谈巷说乎？若其果然，则三十年来之素心，至是而见，而非忠义，而篡夺也。盖彼亦效曹操、朱温之迹，而有刘裕衰暮之叹，而不克终而然乎？盖称大周者，托言吴泰伯之后乎？称昭武者，拟昭烈章武之号乎？闻先是郑氏亦奉一帝，建永历之号，不知自今而后，其事成而不变所守乎？有私营之谋乎？又闻吴郑之外，如福建耿氏及孙将军、平南王，各割据一方。然始与吴郑相应，又降鞑寇。吴郑则蜂蚁之类，不足算也。古人谓，周公早终，则流言之冤不能明。王莽早死，则永为恭俭之人，信哉！故曰，毁誉盖棺了者，亦是不为虚言乎？戊午七月晦（七月三十），夜雨滴檐，独坐灯淡，口授侍史，记所闻小概。待中华归一，正史载来以决之。³⁰

可知日本明明已经得知吴三桂称帝的消息，就连《华夷变态》的编者林恕本人也对吴郑等人不再抱有期望，而对马岛主平义真却在次年（1679）向朝鲜传达所谓吴三桂军已围南北两京的假情报（见上引成海应《复题吴三桂檄后》）。无独有偶，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郑克塽业已降清，对马岛主致书朝鲜礼曹，依然危言耸听：

比来南京治乱如何? 窃闻,兵革未息。属者，东宁郑锦舍丕募奇兵,风舶万里,侵于贵国地方，兀良哈直入北京,而将决战攻。又闻，清王雄奸傲强，以不道之难，而谴责贵国矣。两般流说，总出于汉商之口款也，贵国更无耗斁否?邻交不渝，倾注曷已? 若有急变, 速须申喻, 希勿含糊。

实际上，当年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塽所遣使者已齎降表至提督施琅军前正式投降³¹，八月十一日日本就已从来航二十五番东宁船船员口中获知确切消息³²。当时也已得知确切情报的朝鲜君臣甚为愤懑，肃宗命大提学南九万与庙堂诸臣相议撰答书曰:

近者,我国使价回自燕京，传言闽兵深入台湾，扼其要害，郑锦势穷力屈，率兵民男妇数十万，出就招抚。信斯言也，与来书一何相反耶? 谴责之说，尤无端绪，流听多舛，不足为怪。交邻之道，有急则相告，希勿含糊之示，恐虑我太过也。然毋论虚实,闻则相报, 足见邻好之至意。³³

此回书无疑含有责问日本有悖交邻之道的意思。不惟如此，此次对马来书事件不知何故辗转传入清朝，导致康熙二十八年朝鲜使臣入京之际，清朝重臣明珠亲自过问，从而又在朝鲜国内引起一场问责的政治风波：

略曰：甲子三月，告讣使李濡状启曰：“阁老明珠，以帝命招使臣问曰：‘自日本有书来否。’且曰：‘向因倭书，汝国骚屑。其言流入中国。’书状官李蓍晩归奏曰：‘此言因宁古塔守将转闻兵部, 将欲按问而止。’”³⁴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朝日两国虽有交邻关系，然而并不存在绝对的互信。

（二）

另一方面，日本固然常常对朝鲜进行情报讹诈，而朝鲜官方也力图向日本隐瞒战局发展，釜山倭馆的日本使节虽极力打探，但往往不能通过正式途径，所获悉之消息多来自朝鲜好事之徒，不能反应当时战局发展的实况。兹将收入三藩之乱期间对马进呈的朝鲜风说书列如下表所示：

表二 三藩之乱期间朝鲜风说书一览表

据上表所见，总体而言，《华夷变态》所收朝鲜风说书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缺乏可靠的消息来源，除有两次是倭馆日本使臣询问朝鲜译官所得。二是仅为口述概要，模糊笼统而语焉不详。三是对于清朝覆灭、三藩战胜充满盲目乐观，对于叛乱一方的战绩不无夸大失实之处。例如，卷二《吴三桂逆心之次第》有如下记载：

 “红头天子二十年”，上述文字，显于北京之山所出玉石。据闻鞑靼人赤发，且其进入北京，占领唐国全境，已有二十年，现今此乱发生，玉石文字或为北京鞑王灭亡之奇瑞。必于唐乱发生之际，方有如此奇瑞。

关于此点，似乎在中文及朝鲜史料中找不到对应的记载。另外清军入关到三藩之乱爆发，业已有三十年，且满族赤发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又如，卷三《朝鲜传说二通》里提到，清朝向蒙古请援，蒙古派出十万援军参与蒋山之战，然大部被歼灭。清人没有兑现每人给赏十两之允诺，蒙古军心生不满，遂饱掠乡村而去³⁵，此亦偏离史实甚远。一则整个三藩之乱期间，三藩军队兵锋从未至蒋山，二则十万蒙军入援之说，亦缺乏根据。至于当年之战场态势，则描述如下：

唐国大部为吴三桂所占，现攻入南京附近，尚未攻占之地极少……迄至近日，南京境内之蒋山有大合战，其时吴三桂方面进攻南京之大将军靖南王，三十年以前与吴三桂等三人同为人臣，进入鞑靼时代，担任福州守护，此时与吴三桂联合。福州与南京相近，故而思为先锋，担任主将，独自率领锦舍属下二员大将进攻南京。而吴三桂七子皆在各处，受命开辟战场，清人似不知吴三桂所居何地，各处布网打探，北京一旦得悉吴三桂居所，或将不顾一切企图杀之，清人吩咐下去，此前吴三桂病死之传闻，乃出于谋略，吴三桂仍健在。³⁶

其中靖难王领锦舍担任吴三桂先锋，属下两员大将试图进取南京之消息，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藩起初之始的战略安排，但风说书中却将此战略安排描述为既成事实。基本可以说，朝鲜风说书对于三藩一方之战绩，往往夸诞不实。而在署期 “正月十六日” （康熙十四年1675）的“朝鲜传闻”最后，有宗对马守所加按语，其中提到关于朝鲜到底是入援清朝或是与吴三桂联合，“私下似有传闻，然译官或有隐瞒，未及此事，然因入援人数众多，纵使隐瞒，届时和馆亦将闻知。” 可见对马宗氏对于朝鲜方面之刻意封锁消息，亦心知肚明。

当然，朝鲜风说又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其中关于朝鲜与清廷之交往以及朝鲜政局的描述，大多可与朝鲜史料相互印证。例如卷二关于郑经设计用计赚清南京守军上战船而歼灭一事，似乎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可找到类似记载：

庆尙观察使郑重徽以问慰渡海译官韩时说手本驰启曰: 吴三桂、郑锦舍事情, 探问岛倭, 则吴三桂与郑锦舍、耿靖忠、王辅臣, 连横合势, 湖广、泗川、陜西等地, 不动一兵, 传檄而定, 声势日振, 南方郡邑, 太半归顺。郑锦舍造战船四百余只, 皆作隐穴, 与淸人战, 佯败弃船而走, 淸人不知其有穴, 乘其船, 乘胜逐之, 才至洋中, 水自隐穴入, 淸兵万余皆溺死, 无一生者。³⁷

二者关于郑经水军之战法基本雷同，只是《华夷变态》记作郑军进攻南京使用此种战法，是一木塞船底，待清军商船，郑军派出水手将木塞去掉，然后回船相攻（页95-96），上船清军皆遭歼灭。而《朝鲜王朝实录》则不记郑军在何处使用此战法，而对清军损失人数，则记作“万余皆溺死，无一生者”。尽管描述的细节有所差异，但基本可断定是同一件事，至于此种传闻的真实性则十分可疑。又如，关于清朝向朝鲜求援之举，卷三《朝鲜传说》记曰：

朝鲜国定期遣往北京之使者，近日归国。鞑王于北京接见此使者，有秘密口谕，定是向朝鲜国有请兵之托。据闻，朝鲜都城诸大臣商议，如北京鞑王败兆显现，如何能派遣援军？姑且延迟派援之举。如北京来诘问，根据使者之情形，或转而商议决定与吴三桂联合。故此迄今为止，未派援军。且各处遍传，朝鲜军队急往都城集中。然未知的否，先据以上闻。³⁸

这则风说书署期“正月八日”，此事实见于《朝鲜王朝肃宗实录》肃宗元年（1674）十一月壬申（13日）条记载：

壬申，引见大臣、备局诸臣。上曰: “进香使先来别单,有请兵之语, 将何以处之?”领议政许积曰:“若只求军器, 则无辞可防, 固当从略给之, 至于请兵, 则事甚难处。椵岛、锦州之役皆送兵,此则出于万不获已,犹有可诿。今者吴三桂拥立崇祯之子, 再造大明, 我乃兴兵助伐, 非但义理之所不忍为, 虽以利害言之,淸国之势, 似难久保。大明兴复之后, 若有问罪之举,则无辞自解。若虑此不从其请, 则淸国虽疲, 制我则有余。以数万兵侵轶我疆域, 则将何以待之? 彼果若请兵, 则我以丁丑后专抛兵政, 加之以饥馑, 兵民散亡, 无以调发之意, 具奏以送, 则使臣必有系絷杀戮之患, 而如是往复之际,可以观天下形势而处之。” 左议政郑致和曰: “大明之恩, 何可忘之? 向者锦州之役, 或曰: ‘宁以国毙, 决不可从。’或曰:‘皇朝远隔, 而虎狼迫之, 岂可不从?’终以若干兵助之。今依领相之言陈奏, 得请则大善。彼旣发言, 终无抗拒之路, 到此地头, 实无善策。我国人心善为骚屑, 不必预先烦论, 临时讲定可矣。”礼曹判书权大运曰: “我无自强之策, 而不从其请, 则彼以一枝兵临我, 其于目前之急何哉?” 知事柳赫然曰: “夏间勑行其来甚急。先朝虑有请兵之举, 问臣以海西兵额, 而有许给之意矣。 吴三桂举事, 名正言顺, 我当乘此机会, 以雪丙丁之耻, 而乃反送兵助伐乎? 但不从令, 则便是生衅, 自量兵力, 后可为之耳。”右尹申汝哲曰: “当知天下之胜负, 然后可决此议。” 刑曹判书吴挺纬曰: “先朝为宗社、为生民, 旣有定计, 有何他策?”刑曹参判南九万曰: “孝庙以来, 三十年治兵以待。如此事机, 以此军兵、以此器械, 岂可反应彼人之索乎?” 修撰任相元曰: “宁以国毙云者, 堂堂正论, 而国事异于匹夫。 以我国人心兵力, 不可遽尔絶和, 而送兵助伐, 义所不忍。不计数三辈使臣之杀死, 姑以难从之意, 恳辞哀乞。 设令终不得已从之, 奏文俱在, 可以有辞于他日。” 承旨郑维岳曰:“自古国家之兴, 必乘危乱之势。 若于今日先讲自强之策, 岂非急务乎?”积曰:“臣所陈缓祸之计, 正是自强之策也。 江都古为保障之地, 今有难恃之势, 而海寇则尤不可防也。西路城池, 不能任意修筑。 今番别单通官张孝礼有城池修筑之问, 移咨兵部, 陈请修治, 则必将见许。”上曰: “速成奏文, 付诸使行可也。”九万曰:“西路兵事, 不至全废, 何必咨请然后为之? 且今欲以久不治兵, 将塞彼请, 而预请治兵, 未知其可也。”积曰: “今有北汉筑城之议, 而犹以彼人为难, 西路治兵, 岂可任意为之乎?”赫然曰:“脱有事变, 无可驻跸之所。北汉山势险固, 四面阻塞, 独有洞口一路, 筑役无多。且是都城咫尺之地,虽有仓卒之变, 军兵器械、人民蓄积, 可以避入无遗。形势之便, 莫如此处, 宜速讲定修筑之策矣。”上曰:“然则修筑可也。”积曰: “臣等相议久矣。上意既如此,当令备局堂上一人,往见形势后, 措置之方, 可以次第议定矣。”³⁹

此次朝鲜进京进香使臣，系指“灵慎君滢”，使团一行于十一月七日到山海关，即“先来驰启”，报告三藩之乱的最新消息⁴⁰，数日之后消息就传至朝鲜京城，朝鲜使臣对于清帝请兵之举之因应各执一次，相争不决，而这种情况于次年（1674）的“正月八月”就被对马倭馆获知，可见单就此事而言，对马岛掌握了当时朝鲜政局的真实状况。另外，朝鲜风说书中关于朝鲜在境内筑城之事、朝鲜使臣不愿出使清朝等等，亦在在有据。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一方面日本处心积虑通过倭馆搜集三藩之乱的情报，另一方面，朝鲜方面也极力通过倭馆打探最新战况，例如肃宗六年（1680）七月，朝鲜译官名安慎徽者，就从与之相厚的“馆倭”处得到“一张倭书”，内容是关于当年郑锦败退台湾一事，并迅速将其译成汉文上报东莱府使，此倭书即风说书，今仍见存于《华夷变态》一书中，此拟别撰文专门讨论，兹不赘述⁴¹。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日本在三藩之乱发生过程中屡屡以虚假情报试探朝鲜的反应，朝鲜则极力不让日本看清自己的真实意向。有着交邻之谊的日朝两国，表面上依据交邻原则彼此互通声气，实则同床异梦，时刻提防对方的情报讹诈。之所以如此，或许既是出于日本曾经野蛮入侵朝鲜的历史积冤，而又面临朝鲜业已屈事满清的现实分野。对于三藩之乱的发生，从义理的层面考虑，屈事清朝且有强烈思明情结的朝鲜君臣自然欢欣鼓舞，但对有着抗礼中国传统的日本而言，明清易代华变于夷的历史机遇则有付诸东流之患。有着儒者和幕府大学头双重身份的林恕，尽管对三藩之乱有“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的告白，可是这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当时日本的国家意志，却是大可考究的问题。但就现实的地缘政治而言，日本与大陆隔海相望，而朝鲜则与清朝壤界相连，三藩之乱所导致的华夷秩序调整之可能，对于日本不啻秦越肥瘠，而对朝鲜实为休戚攸关。日本大可以极力鼓吹尊王攘夷高自标榜，而行太阿倒持、道统自立之实。而对于朝鲜，清朝胜利不符朝鲜尊周思明之本心，三藩胜出则朝鲜有“服事清国”之耻并遭“申罪致讨”之患，从而不得不在礼义与现实乖离的紧张感中首鼠两端。了解日本和朝鲜错综激烈的情报攻防，或许也是理解日、朝两国对于三藩之乱具体态度有所差异的一个极好注脚。

The Intelligence Negotiation around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between Japan and Joseon Dynasty

Abstract: During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occurred,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possible change of “The Huayi Order”, Both Japan and Joseon Dynasty were committed to collecting Mainland China'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Centering on Joseon Fusetsu Gaki including in Kayi Hentai,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 of Joseon Dynasty, This paper try to demonstrate the general fact and dynamic process of th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exchange around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between Japan and Joseon Dynasty。

Key Words: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Japan, Joseon Dynasty, Intelligence Negotiation